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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规律被打破

经历6-7月份的“钱荒”之后,中国金融体系的流动性压力丝毫没有舒缓的迹象。

货币比名义经济增速尚高5个百分点,为何利率却出现创新高的强劲动能? 这是债券市场的资深投资者百思不得其解的事。

比照过去十年的经验,三次利率高点的发生所对应的经济状态,都是货币低于名义经济增速,由于经济的动能十足而使货币供给不能满足。但这一次规律却被打破。

货币经济学关于这种状态的解释是:货币流通速度可能在快速下降。

如果一个经济体存在大量的资源错配至不具备经济合理性的项目,大量错配至低效率的部门,以至于许多企业已无法产生足够覆盖利息的资产回报率(庞氏特征),而在地方政府竞争体制中,许多僵尸型企业难以灭亡,这些企业占据大量信用资源而得以存活。如此,收入增长必然变慢(宏观上叫潜在增长水平下沉),微观上是收入速度会越来越显著落后于债务的速度,杠杆快速上升。货币层面的反映是货币周转速度不断变慢,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新增货币的推动。 2007年,每创造1美元的经济增长需要承担1美元的债务,然而从那以后,每创造1美元的经济增长却要耗费3美元的债务。这是人们在信贷繁荣的末期所通常见到的现象,因为更多的债务被用来支撑那些低效的投资和存量资产。

中国学者易纲、余永定都曾研究过这个问题。易纲在《中国的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1984-1993》中论述到长期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错配,致经济泡沫生成,货币流通速度变慢,特别是在泡沫临近不可持续和已经进入破裂状态下,货币层面的反映是周转速度不断变慢,总量虽然高企,但经济中并不感到资金的宽裕。这两种状态的区别在于前者会伴随比较敏感的通胀(滞胀),而后者则可能是通缩。余永定(2007)指出1998-2002年间中国的M2/GDP显著升高并伴随持续的通货紧缩,这个期间不良贷款大量在银行体系涌现。2008年次贷危机后美国M2/GDP也出现了显著升高并伴随低物价,都属于泡沫破裂的状态。

1 令人困惑的利率飙升

流动性压力是内生性的

所以,中国在2013年中期所显现的越来越强劲的流动性压力是经济内生性的,它和宏观面的债务冲顶、经常帐盈余收窄、国际收支的拐点都源于一条逻辑线索:生产率衰退(潜在水平的衰退)。

 

2 中国整体债务率2009年开始迅速上升,2009-2010是第一轮加杠杆,2012-2013年是第二轮加杠杆。

 

流动性的外部状态由之前的“易松难紧”转向“易紧难松”;内部状态之所以由于错配严重已显现出庞氏特征,说到底,都是资本回报率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3 外汇占款的结构性变化

所谓脆弱性,是指流动性的外部状态由之前的“易松难紧”转向“易紧难松”,这种变化确立是在20114季度。今年5月以后,一旦金融项目的套息活动得以遏制,外汇占款又重归去年的萎靡,流动性就会回到需要央行主动“关照”的状态。

外汇占款的波动性明显增强,且外占对流动性的指示性也越来越差。10月份全部金融机构外汇占款新增4400亿,但金融市场利率大幅飙升。

外占总量还掩盖了结构的问题:现在进来的短钱成分越来越多(跨境套息的资金流入完全不同于经常项盈余,它只是一种名义上的收入,实质是对外负债的上升),而出去却多是长钱。短钱经过银行中介又进入到经济的长期资产,不断累积脆弱性的隐患。

 

4 国际收支拐点实际上反映的宏观意义是:经济相对生产率的衰退

从内部状态看,不仅是金融部门,而是整体经济的流动性错配可能累积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从非金融部门资产负债表看,负债端久期明显变短,这是因为近年来以“票据+非银”的银行影子业务规模迅速地膨胀;但资产端却明显变长,大部分资金流向基建、地产和其他高杠杆低效部门,形成资金的沉淀,周转率大幅下降;从银行的表看,由于外汇占款的萎缩和产业部门回报率的下降,银行体系低成本负债资源趋于枯竭,近年来只能用更短的/不稳定的/高成本的负债(同业+理财)去支持其信用资产,进一步加剧了流动性的脆弱性。

这种内外状态靠中央银行一家之力是勉为其难的。它只是裱糊匠,哪漏风贴块纸。67月曾想试着揭盖子,最后发现办不了,所以又盖上了(央行在7月底重启逆回购松动短端,某种程度是对影子业务的一种补贴,所以错配模式重新恢复,银行资产负债表调整阶段性结束)。但这个压力并没有解除并还在累积长大。

 

找个视角,从债市角度观察利率(流动性压力)

银行债券配置盘=存款-贷款-表内影子业务-法定准备金。表内影子业务,是指银行表内对非银金融机构债权和银行同业的净债权的增加。因为银行存款都产生于贷款+其他资产购买(包括结汇、影子业务)。
    如果存款来自结汇的贡献显著下降;又受到理财脱媒的分流(包括P2P和余额宝等);加之表内影子对存款的派生能力不及贷款;
    所以存款增速明显放缓,并越来越显著落后于贷款+表内影子增速,银行债券配置盘受到挤压,利率债难出现趋势性机会,甚至存在风险。比如6-8月份期间,当银行想调整错配时,会拉长负债久期,长期资金需求上升,负债成本上升又导致银行不配置低收益资产。结果是债券一级市场招标经常很糟糕,银行参与程度差,呈现出一级市场收益率带动二级市场收益率上行。

5 存款速度越来越落后于信用扩张

6 信用债是“鸡肋”

中国的信用债是一种异化的估值。过去两年主要靠银行理财配置支持。利率市场化和刚性兑付形成对信用债的刚性需求,导致信用债一直被压在理财成本加一些溢价附近。如果无序违约的出现和刚性兑付被打破呢?

今年信用债的交易量只有去年同期的两成,这也许是另外一种调整方式。

 

未来如果要出现利率中枢下移的趋势,驱动力只能来自于:
1     贷款+银行影子显著减速;
2     1的发生,意味着内需(投资)衰退加剧,经常帐盈余可能因此受到衰退性恢复,外占存在改善的可能(当然也存在资本流出加剧的场景,但中国还是存在资本项管制以及其他政策限制资本的流出,能约束这种场景);
3     1的发生,也意味着债务供给可能受到抑制;
4     经济下行加速,也使得央行主动推低利率或降准的概率上升。
    银行债券配置盘重新获得提振的关键依然是:贷款+银行影子减速。这与98-02年期间“宽货币、紧信贷”下利率下行逻辑上是一致的),经济对应的状态是:投资减速和经济下行幅度拓展,甚至缩的状态出现;换种说法,无效需求挤出的显著下降,主动清理僵尸存量工作展开。
    但这样做的确存在政策失据的风险,如果出现无序违约的相互践踏,风险溢价会飙升。中长期看会出现不同于2012-2013年的状态,机会更多在利率债,而风险更多在信用债。

减杠杆的初期,利率债也是痛苦的。不能奢望政策设计如电脑程序般的精确。机构减资产过程,首先伤害的是流动性好的资产。

往往痛过之后才能好。

6月以来利率的痛楚是否已经过去?目前加杠杆的过程都还没有确认结束,现在仅仅是一些去杠杆的预期。

总结:任何杠杆的扩张和维系都会消耗货币,挤出无效信用需求的决心和路径现在还不是很清晰,维系杠杆(被动增加)还是最重要的政策选择。未来时间段货币边际改善(央行的努力或短期外占的改善)可能会缓解名义利率快速上行的压力,但只要不出现到信贷和影子都下的局面,债市趋势性机会很难。我们在等待,债市在等待希望的时刻。如果出现信用需求全面下来,受益的确是利率,但之前可能会有个踩踏期。如20117月至9月。

 一言敝之:只能等待决策层下决心减少挤出以及选择合适的路径。

 

“紧信用”的预期已开始出现。

最初信号出现在央行胡晓炼行长在9月中旬的一次讲话,很长一段话谈宏观政策和审慎监管的关系。意思应该很明显。不能要求宏观政策为审慎监管的漏洞埋单。这部信用分配机器配方是定好的,放得越多,只是平台地产得到的更多。除非配方换了。这配方显然不是央行所能决定。

央行在《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所表述的“去杠杆”到底能执行到什么程度,最终取决于最高领导心中的“底线”。

叫停买入返售的《三方合作协议》(影影绰绰的9号文),银行仍可通过应收款项类科目投资非标,外加一个同业担保,权重还是25%

我们非常清楚其中逻辑:如果不减杠杆,流动性压力是不可能自动消失的。这口流动性的压力锅实在升压太快了,央行只是锅上那个压盖子的人,它已经尽力了。地方财政和影子的混乱,重塑强势的中央权力或能会改变这种形势。前景可期待,但过程的前期却很痛苦。

「紧信用」必须要经历一个状态变化过程,只有从(资金)供给端的挤压(对影子的审慎监管的强化)向(资金)需求端自我收缩(债务重组、经济下行空间拓展)转化时,名义利率的中枢才会真正开始下来。

如果光有供给挤压(封堵各种影子融资方式,挤压监管套利空间),需求端庞大的存量包袱存续的嗷嗷待哺和新增扩张的需求依旧,利率压力只能加快释放,流动性好的资产很大可能会被殃及,痛过之后才会好。

旨在治理银行同业业务的9号文执不执行,硬不硬其实都非问题的关键。执行,压力快速释放;象征性的隔靴捎痒,只是拖一拖时间,改变一下斜率。非标需求现在不仅仅来自于经济增量的要求,更来自于债务存量的嗷嗷待哺。很难压。除非咬牙割了。割了还是养着?对三中全会搭建的权力机器的马力还是抱有期待的。12月中央经济工作或会是短期试金石。看点是否会对经济增长指标做模糊化处理。

 

这是122号《财经》出街的封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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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煜辉

刘煜辉

1460篇文章 9年前更新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研究员,香港金融管理局客座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等多所大学教授,博导。 其他社会任职包括:华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农业银行风险管理顾问;南方基金宏观经济顾问;杭州银行等金融机构和湘电股份等国企独立董事等;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30人成员。 近年主要研究多集中在宏观经济和国际经济方向,在《比较》、《世界经济》等国家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权威传媒《财经》、《新世纪》周刊特约撰稿人,主持国家级、省部级课题数十项。具有重大影响力的青年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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