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金融试验区获批和温总对于银行业赚钱容易的批评，无不透露出，中国决心对垄断部门的核心金融进行再次大的改革。

平均而言，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的净资产收益率(ROE)约为25%，资产回报率(ROA)在1%至1.6%之间。相比之下，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数据显示，过去10年中，资产规模在100亿美元以上的美国银行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9.2%，平均资产回报率为0.9%。甚至就连美国资产规模最大的银行摩根大通(J.P. Morgan Chase)2011年的净资产收益率也仅有11%。

利差管制和行业准入限制是银行赚钱容易的原因。但利差管制和行业准入限制早已有之，特别是最近几年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这种保护的力度事实上是在不断下降的。银行负债成本的迅速上升都反映出利率市场化的逐步推进。

在利差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收入水平和利润则取决于信贷规模。银行只需要维持一定的扩张速度，利润高速增长也就自然得到保证了。最近几年银行部门扎眼的利润增长显然来自于信贷规模的超常增长，2011年底中国银行体系的信贷总盘子是55万亿人民币，而其中25万亿是2009-2011年投放的。

这其实是中国今天最应该值得检讨的地方，高速的信贷扩张事实上为未来累积了巨大的系统性风险，看看今天“尾大不掉”的政府性债务和建立在人民币资产估值基础上的全社会信用，一旦经济下行和资产缩水，累积的风险极容易把以前的利润全吞噬进去。所以，当下银行的高利润某种程度成了“替罪的羔羊”。

不过就此而催生了一个温州试验区的改革，我觉得这是其意外的功效。

温州的《方案》中定下12项任务，涵盖规范发展民间融资、金融机构准入、个人境外直投以及金融产品创新、信用体系建设等方面，描摹了一个多元的金融体系，为金融业的对内开放打开了一定空间。

纵观温州试验的12条，最有实质性的突破在于市场准入的突破，“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上述表述，从政策层面肯定了民间资本可发起新型金融组织。从积极的角度去看，不需要规定可以做（民营银行），只要规定一些政策，温州得到这个信号，就可以突破。

但这个实际上温州的地下金融业务已经做得非常成熟，而且规模庞大，这次试验的意义更多在于使其阳光化，能得到有效的监管。是不是以前地下的部门就此消失，我觉得这取决于现有银行部门的效率，如果实体经济中各资金需求的部门依然得不到正规金融服务的满足，还会求诸于地下；如果经济不去地产化，实体经营环境依然恶化，更多的资金还是会被从实体中挤出进入“空转”。这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显然不是银行部门自身所决定的，它实际上背后是个体制问题，即政府主导经济资源配置的体制，这一基础没有变化，即便放开准入，其实根本上也改变不了多少。

一个区域性的金融试验应该更多从体现最高决策者推进改革的决心来理解，但不可赋予其更多的现实功效。

对于外界对于《方案》回避或模糊了利率市场化的失望，我倒认为利率市场化不应包含在温州试验范围之内是确当的。

机构创新和准入可以放在一个区域中试点，但市场要素的改革最好不要通过行政推动的方式在一个局部中试验，这样不但没有什么意义，只会人为地制造制度套利的机会。前面推进的人民币跨境结算交易的诸多经验教训应该认真总结。

事实上，最近几年利率市场化潜移默化的推进力度极大，这一点你去观察负债成本的上升对银行自身资产负债业务结构的冲击，就可以深切地感受到。

利率市场化绝不是像某些专家机械地的理解为一个时点、一个事件就能解决的问题，不是去随意地去接掉那个存款利率管制的标签，就意味着利率市场化的成功。它是一整套内在金融机制的变迁，是一个长变量。

而事实上，中国短短几年一个庞大的数万亿的理财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形成，本身就意味着利率市场化“外科手术”的路径所取得的巨大进展。

而这显然，不是通过一个地区性的金融试验所能承担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