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方面当然反映了宏观管理者的谨慎，央行不敢轻易放松信贷配给制，特别是1月份物价上涨的压力比预期顽固。

之前政府工作会强调今年首先要保在建续建项目，这更多体现了现任政府的意志，但中国的2011年底在建净投资规模仍高达35万亿人民币，这意味着今年的投资惯性很大，如果项目不做有效调整的话，基建投资的信贷需求仍将十分强烈，在此背景下，央行放松信贷额度控制的结果很可能还是，大量的信贷资源被新老政府项目所吞噬，私人部门依然融资艰难，随着投资的反弹，通货膨胀又会卷土重来。

一直以来， 中国的宏观管理者为抑制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设置了四道绊马索。它们分别是：贷款额度配给制、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贷存比和资本充足率。2010年之前，真正起作用的约束只有贷款额度控制（法定准备金率也必须提高到超额准备金率的边界上，才会起到作用，之前商业银行只会将超额准备金转变成法定存款准备金即可）。中国商业银行便利的资本补充机制和中国贷款创造存款的机制，使得宏观管理者不得不时不时祭出行政手段来直接约束银行的信贷扩张，即便如此，中国的广义货币依然扩张至接近其经济总量的2倍（根据国际经验和IMF观点，当M2/GDP指标超过1.7时，通常会发生系统性危机）。

这种情况在2011年悄然发生了改变。改变的外生冲击来自于严重的通货膨胀所致长时间宽幅的负利率，使得银行的储户陷于恐慌之中，金融脱媒使得中国仿佛一夜之间就培育出了一个规模十分庞大的理财市场。

2011年的脱媒表现为银行的资产负债“双重表外化”，存款“出逃”到理财产品，是负债方的表外化，与之对应的资产的表外化同时发生，贷款被通过种类繁杂的银信合作的产品移出到银行的表外。

此时银行负债方已经变得非常紧张，存款增长速度逐步跟不上贷款增长速度，商业银行开始逼近贷存比75%的红线。

从2011年四季度开始，监管层开始集中清理中国庞大的影子银行市场，银信合作、票据信托、同业代付等等业务逐一被禁止，高压之下，2011年四季度开始影子银行的规模开始显著缩水。

今年政策得以延续，银行贷款的“出表”行为被监管层死死看住，而存款理财化趋势依旧，不过理财产品对应的资产转变为债券和同业资产。随着脱媒逐步变成为了单向的（存款表外化），贷存比的红线将商业银行逼入了死角。不少银行如果不能拉到保险公司的协议存款，下一阶段的贷款业务可能行将“断炊”。

缓和这一困局，当下的政策选择无非以下几个方向。

一是修订乃至取消《商业银行法》中关于75%的贷存比的资产负债管理的规定；

二是支持商业银行对非金融部门的其他债务工具扩张，比如大规模批准银行发行定向金融债（如不久前推出的中小企业金融债），债券融资所发放的贷款不计入贷存比考核；

三是显著提高储蓄存款利息率，抑制投资增长，促通胀快速回落，实质性减轻存款“出表”的动力；

四是加快债券市场的扩容，特别力推中小企业的集群式发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