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表的关于国有商业银行股改的工作报告引起业界广泛关注。报告称，尽管中国已将数百亿美元的政府纾困资金注入大型国有银行，并将银行的大量股权出售给外国投资者，但这些银行目前仍没有进行商业化运作。“这些大型国有银行的实际运作几乎没有任何变化，许多银行仍将大量资金贷给国有企业，贷款几乎或完全没有根据商业风险进行定价。” 该报告因此得出结论：公司治理结构的各项改革措施对“银行运营方式的影响(可能)很小”，并建议引入“一套标准的银行经理人业绩激励机制”，通过激励银行经理人，让这些机构的业绩得到可持续的改善。

　　应该说，IMF的报告所反映的情况是在意料之中的，但开出的药方却未见得高明，显然外国专家们还是不能真正体味到中国银行业运行的深层次体制环境。

　　勿庸置疑，国有商业银行通过财务重组、引入外资战略投资人、股权多元化等等举措，对于拒绝政府对于银行业务的直接干预,使得银行尽快通过改革找到真正的出资人、改善银行内部的治理结构和激励制度,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中国银行业问题事实上是中国政治、经济转型过程中诸多体制性矛盾的累积，非商业银行自身能够解决。在现行的体制环境中，一个现代商业银行的微观架构并不能保证达成资源优化配置的宏观要求。客观地说，IMF的报告认为股改后的国有银行并未按商业化要求运作，这一判断并不确当。事实上，当下国有商业银行的种种行为往往的确是按商业化盈利机构的要求所做出的现实选择。

　　比方说，社会法律和信用规则的严重缺失，加之严格资本监管约束，中小企业信贷规模很难得到实质性提升，信贷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加剧。流动性过剩导致的短期利率倒挂，侵蚀银行的利润，增大银行利率风险。国有商业银行在市场竞争压力下，不得不又重新回到与地方政府合作的路子上去。与地方政府签订合作协议，允诺向地方建设项目提供配套贷款和资金支持，而地方政府则提供多方面的优惠政策。实质上，这可以看做是地方政府出面揽下的信贷批发业务，而其中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没有财政担保。这种“银政合作”的模式在国内迅速“走红”，其中尤以国有银行改革的排头兵－建行的势头最猛。据公开资料统计，自2005年8月以来，建行先后与内蒙古、四川、湖北、浙江、海南、山西6省（区）签订银政合作协议，建行累计承诺信贷额近7000亿元人民币。此外，建行还与广东、江苏、江西、广西、北京、深圳以及其他地方政府进行了银政合作，授信额度从1800亿（广东）、1500亿（江苏）到数百亿元不等。并且，积极参与银政合作的不止建行一家。其他三大家国有商业银行――中行、工行与农行都有不同程度的类似合作，其中工商银行也是动辄千亿元的大手笔。一些股份制银行也在积极参与其中。

　　可以说，在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的经济体中，即便是银行从治理层面将来自政府的直接干预挡在门外，但迫于经营的压力，最终还是挣脱不出现行的体制框架，要想廓清政府与银行之间纷繁的关系绝不是件容易的事。显然，这都不是现代商业银行的微观激励机制和外资战略投资人的约束所能解决的。在现行的政绩考核体制的驱动下，大量资源（土地、税收等各种花样翻新的优惠政策）往往向资本密集型、高能耗、高产值的大型企业倾斜，而这些要素又恰恰是当下银行最值得信赖的抵押物和政治担保，说到底，谁掌控了经济要素，谁就实际上掌控了银行的信贷权。正如央行周小川行长指出，即使是在信贷紧缩的格局下，经济中投资过热压力始终存在。

　　应该说，“金融生态”一词是周小川行长对当下中国金融运行中这一深层次体制性矛盾的十分到位和确当的概括。中国的金融体系绝非独立地创造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系统，它的运行更广泛地还涉及其赖以活动之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法治等等基本环境要素，还涉及这种环境的构成及其变化，以及它们导致的主体行为异化对整个金融生态系统造成的影响。故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金融风险的本质是体制和机制层面的系统性风险，换言之，中国的金融风险与其说是源于金融机构的内部治理结构本身，不如说是金融业生存与发展的外部“生态环境”所诱发。正如自然生态一样，一旦受到污染而恶化或者破坏，风险无疑将成为全局性的。

　　故此，时下进行的中国银行业改革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任何优良的微观机制都是依条件而运行，国有商业银行通过财务重组、引入外资战略投资人、股权多元化等等所重构的公司治理要实现真正从“形似”跃升为“神似”，要想真正成为银行改革“化学变化”中的关键性反应步骤，改善金融生态是关键，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银行改革最终还是要回到自外而内的轨道上来。政府职能转换、强化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建立以保护债权为中心的规范有序的社会法律和信用环境等等，这些金融生态的要素是中国银行业改革不可或缺的精准反应条件和合适的催化剂，如果缺失，当下一切的努力又可能会泥牛入海无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