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实际上，美联储的加息并没有使得美元显著走强，相反来自全球的购买力（特别是主要贸易盈余国央行的购买力）却不断压低美国长期债券的利率，使得加息难以传导至能够真实稳定地反映美国收益率曲线的长期债券，长短期债券利差的收窄使得加息很难坚挺美元汇价，美国要吸收更多的外资缓解美国的双赤字压力需要不断地给美元利率加息，而过度的加息很可能刚性地刺破当下房地产泡沫，导致硬着陆的风险。

　　斯蒂格里茨的一本新著《通往货币经济学的新范式》，谈到货币经济是控制利率重要，控制货币重要，还是控制信贷重要，结果是控制信贷重要，事实上货币政策出现传导失灵的问题，不仅出现在中国，美国、欧盟、日本的货币政策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不灵敏现象。低利率使得资产价格上升，促使资本市场与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化得以延续，由于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巨大需求，使得经常项目的巨大赤字根本得不到缓解。

　　全球性货币政策的失灵的根源在于，经济失衡的全球性特征与货币政策的地域化的两难冲突，这种内生的两难冲突在危机出现时，很容易使现行国际经济货币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滋生寻找替罪羊的风险转嫁行为。

　　当下美国利用东亚国家外向型经济的脆弱性，迫使这些国家调整其本币对美元的汇率，以转嫁美国进行经济调整的成本的可能性在加大。美国可以有三种调整的方式：一是劝说或迫使其他国家调整宏观政策；二是放任美元贬值；三是调整美国国内政策。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第一种政策是上策，第二种政策是中策，第三种政策的成本最高。由于全球资本流动日益自由化，而且国际货币体系呈现出来“中心－外围”的格局，大国的宏观经济可以很容易地传导到外围的小国，并迫使小国被动地调整其经济政策。这就是美国能够迫使其他国家就范的基础。美国在1971～1973年、1977～1978年，以及1985～1987年间均曾有意识地利用过这种“汇率武器”。这成了美国屡试不爽的策略，继欧元和日元近年来持续升值之后，人民币可能已成为了下一个目标。

　　中国的重要性在于其贸易规模：2005年底，中国的贸易顺差达1019亿美元，对美贸易顺差高达1142亿美元。美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要求人民币汇率实行自由浮动。

　　如果人民币迅速升值导致境外资本大量逃离，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中国经济可能将出现了硬着陆，美国经济中经常项目账户的赤字总量将会急剧减少，因为中国投资的衰退将会导致石油和其他原材料的价格迅速下降，同时，美国经济中的通货膨胀压力将会迅速消失——事实上，美国巨大的经常项目账户赤字与石油和其他商品价格上涨高度相关。在2002～2005年间，仅日益增长的原油账单，就占了美国贸易赤字增长量的30.9%。

　　如此，美元由弱转强，美联储就可以再次削减利率，它的资产泡沫得以延续。这正是频频对人民币升值施压的美国保守势力最希望看到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