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以来，尽管中国持续高速地增长，但宏观部门每个月都在为高企的顺差、货币信贷、投资、物价等众多数据而忧心忡忡，各种要求宏观部门继续实施紧缩货币政策抑制投资和资产价格膨胀的鼓噪不时充斥市场。

　　事与愿违，央行对于通胀的谨慎关注和发改委以抑制投资规模为主线的宏观调控，越来越陷于一个困局：当投资尤其是有效率的配套公共投资受到限制后，消费及进口的增速就受影响，而出口并不会受宏观调控的影响。这样，进口也就赶不上出口，最后导致巨额的贸易顺差，随后必然是流动性泛滥和加剧本币升值的压力，房地产、股票等资产泡沫急剧膨胀。

　　2004年宏观调控以来的情形便是如此，2004年以抑制投资过热为核心的宏观调控一个直接的效果是，贸易顺差从2004年的300多亿美元一下子激增至2005年的1000多亿。这种效应在2006年的宏观调控后愈发显著，7月后随着固定资产投资的逐步减速，贸易顺差开始逐月扩大，每一次调控的效果保持的时间可能会越来越短，直至根本不起作用。如果不尽快跳出这一调控的“怪圈”，中国经济很可能被动地在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中慢慢地倒下。

　　坦率地讲，我个人认为，宏观部门对于投资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为了鼓励消费，中国必须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意味着中国要修建更多的配套公路、地铁、学校、住房，而所有这些无疑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这些配套基础设施投资大幅增长，不同于无效率的重复建设，反而可以缓解目前经济发展的“瓶颈”，改善投资和消费关系，促进中国家庭的消费，并扫除对未来不测的不安全感。

　　从国家公布的统计局数据看，前5个月，第一、二、三产业分别完成投资307亿元、14205亿元和17533亿元，第三产业即非贸易品的固定资产投资远远超过第二产业，即制造业。有学者统计，即便在第二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中，根据前五个月的数据分析，煤电油运这些一直制约着中国经济生产、生活的行业投资占第二产业总投资的近80%，而真正轮到终端消费产业的消费品和投资品固定资产投资，已经几乎无足轻重。

　　很显然，投资和消费不可能分立，简单地把中国经济的问题结论为“减少投资、增加消费”都是机械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投资问题远不是总量过大的问题，而是一个结构和效率问题，至少从目前的投资结构上似乎还看不出太多的不合理性，真正应该理顺的或许是投资体制中的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问题。

　　同样，笔者也不能认同宏观部门对于价格的看法。

　　客观上讲，抛开供给方面所造成的粮食上涨因素，中国当下的价格上升，反映的主要是由于工资、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的相对要素价格调整。这种温和的通胀反映的主要是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后的成本推动型价格调整，而非全面的市场供不应求。很多因素都支持中国需要保持一个长期温和的价格上升来度过一个转型关键时期。

　　一是资源要素价格的改革，一个由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向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的转变过程，过去被人为扭曲低估的土地、能源、劳动力等要素价格逐步得以修正，只有当要素市场价格上涨能成为投资规模的“自动减速器”之时，市场机制才可以说真正得以确立。

　　二是投资和消费失衡的改善，特别是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推进，上游价格是一定要向下游传递的。否则，资源要素价格的扭曲而根本无法传导经济过热的影响，造成日用消费品价格不增表面没有通胀的假象，而实质上是挤压下游企业利润，导致下游企业亏损面扩大，导致投资消费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中国真是到了应该抛弃围绕投资和通胀而进行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调控模式了。信贷投资扩张、内需不足、流动性过剩、贸易顺差激增等等所有这些矛盾的因果乃是一个有机整体，而非独立存在。制定政策时不能割裂和单立出其中某一个局部，必须动态地把握内外失衡之间地相互交织、相互转化。

　　事实上，加大配套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解除制约消费增长的瓶颈以及加快资源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所谓“中国因素”必然抬高全球的能源、矿产等大宗商品价格，由此美国贸易赤字恶化，必然倒逼这美联储做出利率调整，全球的需求以及中国外部的流动性都会自然减少，中国出口需求也将减弱，国际收支失衡得以改善。这种调整完全有别于所谓名义汇率的机械升值，因为资源要素价格上升的利润不是在外资手中，主要是中国企业受益，最终同样能够达到倒逼企业进行产业结构升级的效果，并且还有利于启动国内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