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当下的中国物价上涨，令许多经济学家和政府的政策制定者都颇为紧张。

　　长久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超高速、低通胀”的格局（甚至有两年出现过通缩），成为被世界羡慕的全球经济增长的“奇迹”。的确在人类整个经济史上，很少有过这状况。

　　尽管中国经济增长得益于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升以及微观激励的改善等等，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政府对要素配置与定价的高度管制，所导致的要素市场的高度扭曲，降低了整个经济的生产成本（中国生产要素的价格与国外相比普遍较低），增加了中国经济的短期竞争力，因此，一定程度上人为地加快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创造了中国经济这一超常增长的格局。我们产业的利润被明显提高，企业投资、生产的激励被明显增加，很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会暂时增强。这导致了我们现在企业有很多钱，国家有很多钱（因为政府是多数要素资源的最终控制者），但老百姓没钱，从而带来了经济当中的投资过度（特别是政府直接和间接主导的投资）、出口过度、贸易顺差太高和消费不足、本币升值压力、流动性泛滥等等。一系列结构失衡大大增加了中国经济中长期的风险。

　　正如有学者形容，过去十几年的中国经济，有点像一位“异常亢奋的长跑运动员”，快跑了个三、五千米，既不出汗，也不喘气。在我看来，当下中国物价上升或许某种程度说明中国经济开始已趋向于回复一个宏观经济运行的常态，开始摆脱“异常”。

　　客观上讲，抛开供给方面所造成的粮食上涨因素，中国当下的价格上升，反映了由于工资、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的相对要素价格调整（我们认为这种调整可能刚刚开始）。这种温和的通胀反映的主要是劳动生产率　　持续增长后的成本推动型价格调整，而非全面的市场供不应求。可以预见的是，价格长期温和上涨会逐步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运行常态，短期因素（供求因素造成的农产品价格的大幅上升）可能会很快被市场规律所修正（粮食价格上涨了，种粮的人自然就多了；猪肉价格上涨了，养猪的就会增加），所以物价在经历一个短期快速上升阶段后，会逐步回到温和上升的轨道（3％～5％）。很多因素都支持中国需要保持一个长期温和的价格上升来度过一个结构转型关键期。

　　一是资源要素价格的改革，一个由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向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的转变过程，过去被人为扭曲低估的土地、能源、劳动力等要素价格要逐步得以修正，环境的因素要考虑，要素成本的上升和内在化，意味着短期内必然压低企业的激励，经济增长的速度才能从超常回归正常。更重要的是这样就消除了原来人为增加的对出口、投资的激励，解决过度投资和贸易顺差过大的问题。老百姓从经济增长中真正多得点好处，有利于消费增长。

　　更多的人将物价上涨视为经济过热的征兆，在我看来，这恰恰可能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性减速的一个前兆，只有当要素市场价格上涨成为投资规模和经济增速的“自动减速器”之时，市场机制才可以说真正得以确立。在这个意义上讲，与其说是中国经济必须经历的“阵痛”，不如理解为是中国经济的“福音”。

　　二是投资和消费失衡的改善，特别是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推进（包括让政府和企业的过高的储蓄率降下来，从投资转向消费，减少财政对竞争性行业的转移支付；加强政府在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的作用；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加大劳动力收入在要素分配中的比重等等，来解除当前一系列制约消费增长的约束），上下游企业顺畅的价格调整机制方能得以构建，也就是说，上游价格是一定要向下游传递的。否则，资源要素价格的扭曲而根本无法传导经济过热的影响，造成日用消费品价格不增表面没有通胀的假象，而实质上是挤压下游企业利润，导致下游企业亏损面扩大，导致投资消费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长期以来，中国以国内的廉价要素资源和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来贴补外国投资者以及消费者，以压制国内的通胀压力，事实上是为缓和全球的通胀压力作贡献，甚至一度还被指责为向全球输出通缩。中国在获得一个超高速增长的同时，事实上也承担了全球经济调整的高昂成本。

　　中国资源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不仅必然抬高全球的能源、矿产等大宗商品价格，最终还要提升整个中国制成品的价格。有人担心这会引起中国产业的外移，我以为是杞人忧天。中国近些年来基础设施和制度基础的大幅改善已经很大程度地降低了出口贸易的交易成本，中国人口红利因素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还不会消退，有效劳动成本（特别是受过良好培训的技术产业工人）还具有非常明显的比较优势，加之中国经济庞大的纵深（广袤的中西部能够承担产业转移）等等，都决定了中国的贸易条件不会随着中国商品价格上涨而恶化，反转过来，这些因素又恰恰都是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中国与世界谈判的筹码。

　　中国要素资源以及制成品价格上涨由此可能导致美国贸易赤字恶化，必然倒逼着美联储做出利率调整，全球的需求以及中国外部的流动性都会自然减少，中国出口需求也将减弱，国际收支失衡得以改善，资产泡沫膨胀的压力也会反侧自消。这种调整完全有别于所谓名义汇率的机械升值，因为资源要素价格上升的利润不是在外资手中，主要是中国企业受益，最终同样能够达到倒逼我们的企业进行产业结构升级的效果，并且还有利于启动国内消费。

　　面对中国经济转型的这一复杂的关键期，政策的制定者们必须要树立全局的观念、动态的思维和全球的视野，当前物价的上涨、信贷投资扩张、内需不足、流动性过剩、贸易顺差激增等等所有这些矛盾的因果乃是一个有机整体，而非独立存在。制定政策时不能割裂和单立出其中某一个局部，必须动态地把握内外失衡之间地相互交织、相互转化。中国的确真是到了应该抛弃简单地围绕投资和通胀而进行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调控模式了，如此不仅是继续为全球经济调整单方面“买单”，自己也很可能被动地在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中慢慢地倒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