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统计局官员表述，当前物价上涨属于结构性物价上升，从物价上涨的范围来看，还是食品价格、尤其是其中的肉蛋禽价格上涨过快，而非食品价格的增速始终保持在1%左右的超低水平，中国核心CPI不高，无全面通胀之忧。坦率地讲，统计局的CPI似乎总和老百姓日常生活中所感受的价格上涨和货币贬值存在莫大的反差。

　　谈到当下中国的通胀，不知道我们的学者和官员为何老揪着一个消费价格不放，而根本不顾及这个经济体的类型。中国的CPI所包涵的居民消费活动所占GDP的比重仅仅是36％，而美国的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高达2/3。以一个仅仅代表不到40％经济活动的指标来衡量整体经济体的活动水平，我不知道这个指标存在着多少意义，更不用说这个指标的权重构成所存在的种种缺陷。至于那个不包括食品和能源的消费品核心CPI就更不能说明什么核心问题了。

　　最能全面反映一个经济体总体价格水平变化的是GDP平减指数（deflator），它可以通过名义GDP和实际GDP计算出来。它反映当期社会总产出即所有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上涨幅度。由于这一指标在测度年度通货膨胀水平方面所具有的全面性，因此不同类型经济体在这个指标下有了一个统一比较的基础，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用它来反映各国通胀水平。

　　计算中国GDP平减指数，早在2004年就超过了3％的警戒线了。2004年中国的GDP平减指数创纪录达到6.9%（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是美国大选年，美国政府开始加强了弱势美元的政策力度。美元在2003年与日元和欧元的汇率分别贬值17％和14％。弱势美元使得美国进口费用增加，结果是美国2003年的贸易赤字达创纪录的4894亿美元。而与此相对应，中国2003年的出口比前一年增长近40％。中国的外汇储备也增长了40.8％，达到了前所未有的4033亿美元，与2002年相比多出了1900多亿美元。为了兑换这1900多亿美元，中国央行就不得不增发超过1.5万亿的人民币基础货币。这使得中国的银行系统被突然注入了大笔可供发放信贷的资金。2003年中国的银行发放的新增贷款达到3万亿人民币，这就是我们常讲的为什么从2004年开始，中国经济开始了所谓“景气周期的喷发”）。随后国家采取较强的宏观调控和新增基础产能逐步释放，随后两年GDP平减指数虽有所下降（2005年平减指数4％，2006年3.7％），但和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总体的通胀也处于较高水平。2006年美国、欧元区的平减指数分别为2.9%和1.7%，主要发达经济体为1.9%。而仅代表36％的经济活动的消费价格方面所能反映的，中国2006年的CPI仅上涨1.5%，确实比大多数的发达国家低，美国消费物价为3.2%。

　　在这一分析框架下，从2004年中国所谓“高增长、低通胀”并存的现象事实上成为了一种虚像。

　　根据最近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的测算，进入2007年，中国的GDP平减指数由一季度的4.5%提高到上半年的4.7%，由此推算第二季度为4.9%，同时，从分类来看，居民消费价格和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幅度分别为3.2%和3.8%，表明“其余部分”价格指数比4.7%要高得多，这“其余部分”就包括房地产和服务业。其中，主要是房地产价格指数高企。如果计算三季度的平减指数，考虑到近几个月房价的整体性暴涨趋势，很可能已经接近6%了，这难道还不能表明我国经济已经处于通货膨胀的边缘？用GDP平减指数衡量的价格上涨程度要远高于用CPI所反映的程度，这也就是居民对物价上涨幅度的感受要高于CPI的原因所在。

　　无论怎么讲，通胀本质还是个货币现象，这个经济体中充斥的货币实在是太多了。自2001年美国新经济泡沫破灭后，美国就在不断地转移经济调整的成本，格林斯潘的一系列降息，把大量流动性源源不断地注入世界经济体，过去五年全球官方储备增长1.5倍达到5万亿美元。美元的背后没有黄金的支持，而美国政府债券的背后也没有美国国内储蓄的支持。故此，这种只由纸币而不是黄金支持的信用创造不可避免地经常导致全球范围内以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暴涨为特征的信用泡沫。当这增加的3万亿美元的货币注入到对美贸易顺差国的银行系统时，这些国家就开始了一个制造泡沫的过程。商业银行开始疯狂地扩大信贷，经济空前地繁荣，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价格以及企业利润急速上涨。由于每个产业都可以获得低息贷款，它们都建造了多余的生产能力。当投资和经济成长异乎寻常地加速时，资产价格的泡沫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

　　另一方面，全球滥发的美元拉动着大宗商品价格的暴涨，从2001年底到今年10月中旬，反映国际市场核心原材料商品价格波动的CRB指数已经累计上涨了133%，5年来黄金从260美元/盎司上升至840美元/盎司，原油从18美元/桶上升至100美元/桶。2005年小布什的《生物能源法案》，则在2008年，美国的玉米产量保守估算有一半将用于工业制造。不到两年时间，全球玉米价格同比已上升86%，棕榈油价格上升46%。

　　对于一个“两头在外”的高度外向型的中国（中国的加工贸易目前还占到贸易总量的55％以上），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日趋沉重。一头是进来的原材料等投资品价格的猛涨，一头则是中国透支着自己的各种“红利”来组织生产，如人口红利（劳动力转移还在继续）、资源的红利（中国煤、电、油、运、气、水、土地的价格由于政府垄断控制，还远远低于国际水平）、环境的红利，对外输出价廉物美制成品。换来的经济成长最后都反过来又补贴给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目前，中国外汇储备已经攀至全球首位，但多数都以收益率在4%左右的美国国债持有，而且这些资金还得每年损失人民币升值的贴水。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都不能够把原材料价格上升因素消化在企业内部的时候，人工成本、地价和资源的压力必然推动着上游价格向下游制成品传递，如此，失去控制的通胀预期就可能会打开实际通胀螺旋上升的潜在通道。

　　从经济体中货币过多引发价格上涨来看，解决问题的措施必须要着眼于货币过多的根源。经济结构失衡所产生的问题根本不是货币政策所能解决，流动性你收多少，它就能制造多少，因为阀门的另一头的控制方不在中国，（事实上中国的央行已经是世界上最繁忙的央行了，9个月，8次准备金，6次加息，还有数千亿的定向票据），即便央行做到了全部对冲，用不了多久，流动性又会向潮水一般涌来。

　　着眼于治本之策，理顺资源要素价格体系的改革到了非闯关不可的时候了。短期来看，在目前CPI比较高的情况下，推出资源价格改革的确可能会增强通胀压力。但是从长远来看，随着经济失衡的改善则会减少经济走向全面通胀的风险。因为中国所进行的结构性变革，如资源要素价格、收入分配体系必然也能够改变世界经济格局，使之向着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中国要素资源以及制成品价格上涨由此可能导致美国贸易赤字恶化和核心通胀上升，中国通胀压力的释放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封杀了美联储降息、转移调整成本的政策空间，必降倒逼着美联储做出紧缩调整，全球的需求以及中国外部的流动性都会自然减少，中国出口需求也将减弱，国际收支失衡得以改善，本币升值压力也会减少，有利于改变中国流动性泛滥的局面，资产泡沫也可能实现软着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