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最新的数据，截止到今年2月底，中国外汇储备余额为8537亿美元，超过日本的8501亿美元，登上了全球外汇储备最大持有国的位置。庞大的外储使得人民币汇率问题一次又一次地刺激着世界的神经。

　　近日，两个强悍的美国参议员舒默和格雷厄姆对中国为期一周的访问引起世界前所未有的关注，因为这两个人搞了个“舒默－格雷厄姆”联合议案，提出如果人民币汇率6个月内不改变，将对中国增加27.5%的关税。尽管这份议案后来又被推迟半年表决，“汇率操纵”的字眼也最终换成了“汇率失调”，但市场往往是最敏感的，当官方还在为3月初人民币的短暂下挫实现了“双向浮动”而弹冠相庆时，人民币汇率再续强劲升势，连续数个交易日大幅上扬，并连创汇改新高纪录，直叩8元大关。

　　应该说，自去年7月份汇改以来，货币当局一直在做积极的努力，试图缓解不断增强的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从刻意地牺牲货币流动性以维持货币市场的低利率，到主动推出外汇交易做市商制，到增加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弹性、藏汇于民等等。但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却随之愈来愈强。

　　如何认识人民币汇率问题，必须要超越汇率形成机制本身，将我们的视野投向全球经济失衡的大背景，投向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的纵深。

　　全球经济失衡态势下的经济增长

　　当今世界经济最为显著的特征莫过于：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不断积累和中国等东亚国家经常项目顺差迅猛攀升，两国（地区）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经济结构，即美国的高消费、低储蓄与中国的高储蓄、低消费，从而使得全球经济陷入了越来越失衡的格局。2005年，美国对外债务总额超过2.5万亿美元，经常账户赤字高达8000亿美元，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6.5%，美国的储蓄率降低到0.3％以下；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亚洲国家外汇储备超过2万亿美元，储蓄率居高不下。2005年，中国居民储蓄存款超过1.7万亿美元，国民储蓄率高达46％。美国虽然储蓄率几乎为零，但依靠着世界经济增长引擎和国际资本“避风港”的地位，吸引了源源不断的海外资本，从而维持了经济体系的顺利运行。2005年，在中国河北香河召开的G20的央行行长会议中的公报非常明确地说：“全球经济正处在失衡状态之中”。

　　在此失衡格局下，当今美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一种“双循环”机制：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于私人和政府的消费需求。在2000年之前支撑美国消费需求增长的主要动力是证券市场的“正财富效应”。新经济的泡沫破碎后，房地产成为支撑消费需求增长的主要来源。而房地产市场繁荣主要得益于低长期利率。即便是从2004年6月开始，经过15轮加息，美国短期利率（联储基金利率）已经从1%提高到4.75%，但是同期美国的长期利率却几乎没有变化，一直维持在历史低水平。得以维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外国资本，尤其是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资本不断流入美国，这些资本又来自于它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摩根士丹利的经济学家史蒂·罗奇分析，如果不是因为这些流入的外资，美国的长期利率将比目前高出1至1.5个百分点。以这种“双循环”为基础，美国经济与亚洲经济成为共同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双引擎”。

　　事实上，美国人已经成了全球的终极消费者，美国的消费能力远远超出美国的生产能力，两者间的缺口就要由那些生产能力远远超过国内需求的国家来补足。这些国家源源不断地给美国人送来吃的、穿的和用的。美国从那些花钱节俭的国家购买产品，而这些主要分布在亚洲的国家则每天借给美国18亿美元。

　　这对美国人来说一直是笔好买卖。美国人因此得以寅吃卯粮。过去几十年，美国从生产型社会快速向消费社会的转型，负债经营日益成为一种全面性的现象。政府增发国库券，公司增发股票债券，居民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住房，学生借款上大学。整个国家将负债经营视为当然，法律上也行得通。可以说，美国经济的“精要”既不在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也不在于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而在于它能够不分畛域地利用世界的剩余资金，能够无限期、无约束地负债运转。

　　当然，失衡态势之所以能绵延至今，单向的获益机制是不可能持续的。出乎很多经济学家意料，在严重失衡的态势下，世界经济却连续数年保持强劲增长。应该看到，美国以外的世界另一边的人们也能够从中受益。虽然欧洲大陆的消费者花钱总是缩手缩脚，欧洲央行对通胀过分谨慎，但受出口的推动，欧洲经济依然能够实现增长。对美出口也使得日本经济免于进一步恶化。美国的市场和具有强大竞争力的高科技产业给外国公司和投资者提供了较其本国市场更能获利的投资选择，特别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经济繁荣的年代。中国和东亚经济体从某种程度上正在复制日本和韩国以往的成功，希望凭藉强大的出口来使本国人民脱离贫困，并使本国经济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遭受的打击中恢复过来。

　　为了保持自身出口产品对美国消费者的吸引力，亚洲各经济体或将其本国货币兑美元的汇率固定在某一具体水平(中国大陆、香港和马来西亚)，或通过出售本国货币购进美元的方式抑制本币上扬(日本、韩国和台湾)。如果这些亚洲经济体放弃这一做法，其货币兑美元的汇率可能会上扬。其结果是：亚洲各央行手中积累了大量美元，总额已经超过2万亿美元，多数都是以美国国债的形式存在，中国8000多亿外汇储备中，其中4700亿美元是美国政府债券。这实际上是将美国向它们购买商品的美元又借给了美国。当然，这也成了中国和日本不希望看到美国经济或美元遭受重创的一个重要理由。

　　所以，美国人能在很少存钱的情况下购买并享用大量进口商品。而那些多储蓄、多出口的国家则能增加其出口部门的就业岗位。美国人借钱，其他国家放贷。一段时间以来，几乎所有的人都对此感到满意，当然，那些在美国失去竞争力的产业，比如纺织品行业、汽车行业，以及一些鼓吹“中国威胁论”的所谓战略政治家除外。

　　支撑当今失衡态势的基础－美国人主导的世界的产业格局

　　正如历史的演进规律－偶然之中渗透着必然，回顾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美国经济，非常有趣，当下这种全球失衡态势似乎是在美国人的不经意的一系列经济政策的调整中而形成。

　　驱动美国产业转移和产业创新的动因来自其经济体内部，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其传统产业国际竞争力显著下降，原因主要是两条：一是凯恩斯政策采取大政府和高福利，使得美国经济增长的社会成本极其高昂；其二是过度个人主义，过度金融创新所刺激的过度消费加上过度法制，迫使企业出走。

　　八十年代里根搞星球大战，一边搞军备竞赛，一边搞减税，减税的目的当然是保护企业家利益，削弱大政府，削减福利。但是这触动了美国的既得利益阶层，而且美国已经进入老龄化，所以减税的结果是财政收入大幅减少，出现了非常巨额的赤字。

　　在巨额赤字的背景下，必须要保持低通货膨胀。因为美国从八十年代开始储蓄率就已经非常低了，所以美国不能像凯恩斯时代那样把自己当成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美国的国债和投资都要靠外国资本来维持，通货膨胀率高的话资本就要外逃。美国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一直是以持续高通胀来解决就业问题；到八十、九十年代，尤其是九十年代美国通胀反而非常低，主流经济学家一直盛赞里根、克林顿时代经济政策如何如何成功，事实上很多政策也是困顿之形势所使然，如果通胀高，大量资金就会外逃，美国经济就会崩溃。

　　维持低通胀的主要手段就是高利率和强式美元政策，来吸引国外资本流入以支撑庞大的投资规模和政府开支。而高利率和强式美元必然导致美国资金和劳工成本不断攀升，传统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不断下降，产业不断外移就成为必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制造业开始外移，包括纺织业、钢铁业、汽车，现在只有几个实体产业留在美国国内，一个是好莱坞，以知识产权为支撑的高附加值传媒娱乐产品在全球是垄断；一个是军火，苏联垮了后美国自然是天下第一；一个是飞机，只有欧洲的空客还有一定竞争力，这是个典型的自然垄断特征的产业；再一个是IT，IT在九十年代过度投资，虽然这个产业的制造业部分也大规模的外移，但软体核心还在。

　　能维持低通胀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产业创新。光有产业外移，没有产业创新，就会产业空心化。八十年代末开始美国教育科研机构、企业和政府一起努力，巨额投资催生了新技术革命和以IT业为代表的新经济产业的崛起。新的经济形态和新的产业结构，不仅使美国在90年代经历了二战以来最长的一次经济增长，而且其整体经济体抗冲击能力和化解危机的能力明显增强。从亚洲金融危机到911事件再到伊拉克战争等等，基本上没给美国带来什么影响。尽管国际原油等能源品价格不断攀升，但整个九十年代美国都维持着非常低的通胀率，正如格林斯潘所说“今天美国经济的发展，已经不存在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原材料的上涨完全可以由企业自身来消化”。美国商务部长伊文思也说过“通货膨胀看来仍基本处于控制之中。幸运的是，我们的经济不再像二三十年前那样偏向能源密集型，现在较过去更为高效”。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在美国或许真的不存在了，美国的产业都是居于世界尖端的高科技产业，军工、软件、传媒、数控机床、飞机，大部分是拥有高额垄断价格的超利润率产品，属于高附加值含量的产品。全球能源、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不过是收缩了部分利润空间，基本上可以在企业内部得以消化。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当下的美国经济可能比想象的要健康得多。

　　越是产业外移，越是需要能保护既得利益的霸权地位。美国的霸权早已不仅仅是通过在生产领域（技术优势），也不仅仅是通过在流通领域的优势（国际贸易），而更主要依靠着在金融领域的优势地位，特别是美元的特殊地位，从世界经济中牟取剩余，维持其高水平的消费。

　　在当今货币竞争的格局，截止到2005年底，美元在国际结算中的比重为65％，在各国官方储备中的比例则高达75％，是当之无愧的霸主货币。欧元、日元和英镑等货币地位虽然重要，但远远逊于美元。而日本以外的东亚国家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影响相当有限，只能属于普通货币。货币地位的不对称决定了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利益分配不对称。麦金农将这种国际金融秩序概括为“美元本位”，并据此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当今世界特别是在东亚地区事实上依然在延续。

　　东亚国家将出口所得的货币收入（主要是美元），通过中央银行公开市场购买等形式转化为外汇储备。鉴于美元的重要地位，相当部分外汇储备以回报率较低的美国政府债券的形式持有。美国将海外资金的一部分用来从事利润率较高的研究和开发以及销售和服务（即“微笑曲线”的两端），提升本土产业的竞争实力，另外一部分则以回报率要求比较高的投资资本的形式又返回到东亚国家。

　　可以这样说，美国凭藉着里根、克林顿时代的“深谋远虑”，成功实现了产业转移和产业创新，引导并构建了当今世界的产业格局。现在的美国人在获取高端产业的高额垄断利润的同时，却享受着由东亚供给的、最便宜、实惠的衣食住行，尽管外在的表象是巨额的贸易逆差。美国和东亚国家之间这种独特的循环链，使得亚洲不仅是美国人最大的生产基地，还是美国人事实上的银行。美国的研发费用和海外投资中的相当部分都来自于东亚的贡献。

　　人民币汇率为什么成为了被推上祭坛的羔羊？

　　可以说，以美国经常账户赤字不断恶化为标志的全球经济失衡成为了近年来经济学界最为热门的话题。在主流经济学家看来，这种失衡状况是非常危险的，“维系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更多的是一种刀刃上的平衡”。因为美国不断扩大的经常账户赤字必须靠外部资本的不断流入来弥补，其中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发展中国家，这犹如溪水逆流而上，有悖于经济逻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此表示了高度忧虑。2005年3月15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局局长罗杰在题为“全球经常项目失衡：软着陆或硬着陆？”的演讲中就曾指出：如果协调措施不能到位，贸易赤字可能引发的美元破裂性贬值会严重冲击世界经济。失衡将导致金融市场非常敏感，稍有风吹草动，就可能会引起美元汇率的大幅波动。近年来，东亚各国政府官员每每谈及调整外汇储备的构成时，都产生了这样的效果。各国都在进行心理博弈，一旦美元大幅贬值，拥有巨额外汇储备的国家就会面临着外汇资产严重缩水等问题，随之而来的可能是出口暴跌，失业率显著上涨，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必然将引发全球经济的巨大震荡。

　　当下的问题的核心在于这种长期一方的赤字和长期一方的盈余的状况还可维持多久，现在没出问题不代表将来不出问题。

　　以历史标准衡量，美国的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已经变得越来越无法忍受。2005年，经常账户赤字高达8000亿美元，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6.5%，在许多主流经济学家看来，超过这一百分比的一半就已经是难以为继了。即使是上世纪80年代美国人花钱最大手大脚的那个时代，经常项目赤字也从未超出过GDP的3.3%。如果有一天人们对美元丧失增持的兴趣，一旦美元本位的地位发生了动摇，世界将会怎样？这种游戏总有会玩不下去的一天，具体是哪一天，人们不得而知。

　　显然，美国人已经开始高度紧张了，即使是在其第一个任期内对人们有关美国财政赤字的警告不屑一顾的布什总统，现在也将财政赤字与美元汇率联系了起来。

　　从道理上讲，解决美国双赤问题治本之策在于实行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加速结构调整，减少财政赤字、提高利率以压缩消费。这一点美国人心里面是再清楚不过，从2004年6月开始着手加息，经过15轮，现在美联储基金利率已达4.75%，这可是25年来美国持续时间最长、频率最为密集的加息周期。但实际上，长期市场利率并未随之而动，呈现越来越明显的悖离，甚至还出现了下跌，现在美国的国债收益率曲线变得异常平缓，很可能出现长短期利率倒挂的“驼峰”状，按照传统理论，那可是经济出现衰退的先兆。可以讲，当下美国的利率政策事实上已然失效了，美国人发现依靠自身的经济政策（利率政策）的调整也越来越难以挣脱自己制造的全球经济失衡的格局，就像从魔瓶中放出“魔鬼”以后的尴尬。有趣的是，最近斯蒂格里茨的一本新著《通往货币经济学的新范式》，谈到货币经济是控制利率重要，控制货币重要，还是控制信贷重要，结果是控制信贷重要，在中国是这样，想不到现在美国也这样。低利率使得资产价格上升，促使资本市场与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化得以延续，由于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巨大需求，使得经常项目的巨大赤字根本得不到缓解。

　　在此格局下，美国利用东亚国家外向型经济的脆弱性，迫使这些国家调整其本币对美元的汇率，以转嫁美国进行经济调整的成本，就成为其必然的选项。由于全球资本流动日益自由化，而且国际货币体系呈现出来“中心－外围”的格局，大国的宏观经济可以很容易地传导到外围的小国，并迫使小国被动地调整其经济政策。这就是美国能够迫使其他国家就范的基础。美国在1971～1973年，1977～1978年，以及1985～1987年间均曾有意识地利用过这种“汇率武器”。这成了美国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屡试不爽的伎俩，继欧元和日元近年来持续升值之后，人民币也不幸成为了推上祭坛的羔羊。

　　中国的重要性在于其规模－2005年底，美国目前约13%的进口来自中国，中国的贸易顺差达1018.8亿美元，其中对美贸易顺差高达1141.7亿美元，按美国统计为2016亿美元，这几乎占到了美国整个经常项目赤字的1/3。显然，日益高涨的美中贸易逆差成了美国人不断地拿人民币汇率“说事”的最佳理由。美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认为，全球经济不平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汇率造成的，而人民币低估、美元高估是造成国际经济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他们要求中国放弃对人民币汇率的控制，实行自由浮动，以便人民币兑美元能够升值，而对于美国人刻意制造了全球经济失衡的格局这样的事实却避而不谈。

　　如果人民币迅速升值导致境外资本大量抽逃，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中国经济可能将出现了硬着陆，美国经济中经常项目账户的赤字总量将会急剧减少，因为中国投资的衰退将会导致石油和其他原材料的价格迅速下降，同时，美国经济中的通货膨胀压力将会迅速消失（事实上，美国经济中巨大的经常项目账户赤字与石油和其他商品价格上涨是高度相关的。美国是全球经济中最大的能源产品进口国。在2002～2005年期间，仅仅日益增长的原油账单，就占了美国贸易赤字增长量的30.9%。一般而言，在历史上类似的时期，日益增长的能源产品进口价格会占到美国贸易赤字的一半以上）。美联储就可以再次削减利率，同时美元将维持它的强势地位，它的资产泡沫得以延续。这正是频频对人民币升值施压的美国保守势力最希望看到的结果。

　　人民币汇率改革应超越汇率形成机制本身 经济转型是中国的必然选择

　　在现代经济学中，汇率是最没有共识的理论。其中一个理论认为汇率是由购买力平价、利率平价来决定的，哪个国家通货膨胀率高，货币就会贬值。为此，经济学家们甚至提出了汉堡包指数，据此来判定世界各国汇率的高低。有人认为从长期来看这个理论是成立的：通货膨胀变化是因，汇率变化是果。但实际上汇率变化通常要比通货膨胀变化快得多。而且决定汇率的因素很多，除了通货膨胀肯定是一个因素；另外一国贸易状况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再就是国民经济增长率；一国的利率水平；最后可能更重要的是所谓自我实现的心理驱动因素，就是预期。还有一个极端的理论认为汇率完全是炒作的，毫无规律，这就所谓是随机游走。应该说，实际情形应该介于这两者之间，汇率变动主要受少数垄断金融机构左右，包括外汇市场在内的国际金融市场是一种垄断竞争的格局。也就是说，国际金融市场大的走向，主要由几个金融大国的政策决定，小国基本上没有多少游戏的空间。

　　当下流行的理论认为，作为现代化的标志，经济越发达就越应该走向浮动汇率，这是典型的芝加哥学派的逻辑。事实上，美国的历届政府，不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没有一个照芝加哥学派做的。当然在对外宣传制造舆论的时候芝加哥学派是很有影响力的，但脱离国际利益角逐的教科书理论的背后多少也有些戏说的成份。还是那句著名的警言：“你不要照美国人说的做，你要看美国人做什么就做什么”。

　　中国没有必要天真地相信美国所说的市场力量将会决定一个汇率的均衡产出。事实上，一些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正在利用热钱促使有利于美国但是对其他国家和地区不利的局面出现。热钱通过推动危机的自我实现来达成盈利的目的。

　　显然，当下人民币汇率改革要超越汇率形成机制本身，必须放在全球经济失衡的大背景下来考量。从全球视野看，如果美国增加储蓄，那么为了维持全球经济的增长，世界其他国家就不得不多支出。为了弥补对美出口下降造成的损失，其他国家将不得不另寻经济增长推动因素，否则它们将因本国货币升值而放慢经济发展的速度。故此从长远计，中国最好的路径是寻求经济的自稳定增长。世界经济史和大国兴衰史告诉我们，内需主导型战略是大国经济的基本制度安排。只有实现经济转型，才能在全球经济失衡的格局下，真正掌握人民币汇率改革的自主权。为此，有几个关键点需要把握。其一，社会保障是扩大内需瓶颈，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 在中国，依靠市场手段解决这个问题很难，这就需要政府干预，国家财政要扩大消费支出，包括公共医疗、廉租房、教育等等，就是要拿出更多的公共产品用于消费；其二，房地产泡沫化倾向必须得到抑止，房地产问题已经成为产能过剩、消费不足的死结，尽管涉及众多深层次利益调整。在房地产市场上，房价的上涨是有可能用行政手段和征收资本利得税的方式得以控制；其三，对外开放政策必须调整，如改革外贸政策，取消目前的鼓励出口、限制进口政策或降低幅度，取消外资投资“超国民待遇”政策，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并轨不能再拖。

　　此外，在目前以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积极参与东亚地区的区域金融合作，谋求人民币区域内的国际化，是尽可能减少美元汇率过度波动对中国和亚洲各国经济稳定增长的负面影响的现实选择。首先在东盟10+1的经济合作框架内逐步谋求货币合作，可以固定各自的汇率，对外联合浮动，待时机成熟后，可以用强势的人民币替代其他的货币或以人民币为主导创造单一货币实现货币统一。应该指出的是，人民币是否能成为区域内主导性货币，同样有赖于中国经济的成功转型，一个外需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是难以成为区域内货币的支撑点的（如日元）。因为其在调整与区域内货币的汇率关系时，只能贬值，不能升值，如此将导致整个货币体系缺乏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