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一个敢想敢干敢说话的典型的湖南人向文波（三一重工执行总裁）博客要约收购徐工的事件，竟引爆了一场浩浩荡荡的经济民族主义的大论争。

随着网络等媒体的爆炒，论争已开始逐渐发生了偏离，一些泛道德化的、情绪化的甚至是戏剧化的看法，一些狭义的利益关系的角逐掺乎其中。而像徐工这样典型的国企改制的本源问题却被掩盖了起来。

坦率地讲，穿越论争的喧嚣，当下徐工的问题不过是前些年轰动一时的“郎顾之争”（关于国有产权改革方向的大讨论）的一种延续，不过这次诟病的主角不再是顾雏军、唐万新之流的灰色民营大鳄，而是急欲进军中国市场的国际资本，所谓“国退民进”之争就此演变成了 “国退洋进”之争，不过这一次加入了一些经济爱国主义的佐料。

无论民资也好，外资也罢，抛开国家利益和经济安全层面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始终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在给定的现实体制环境下，无论是引入民营资本还是境外资本，并购后的国有企业是否就意味着一个“好的企业制度”得以确立，在效率上是否会有明显提高，在技术创新上是否会有明显进步，更进一步讲，在社会资源配置上是否会有明显改善？是否我们还会遇到当年“国退民进”中同样的尴尬，“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 客观地说，中国近些年来的引资改革的过程并不能提供这样明确而正面的证据。即便是放眼当今世界各国的全球化的进程，也不能提供这样的证据。

前些年，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们做过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发现经济全球化并不是在所有状况下都能同等实现那些理论上的好处，也就是说，全球化益处的发挥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其中的一个条件就是政府治理的昌明和法治完备。一个缺乏良治的政府，一个法治松弛的经济体，经济自由化的结果往往事与愿违，而陷入“裙带资本主义”的深渊。譬如阿根廷，它的经济非常开放，你到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主要大街上，到处都可以看到国外大银行在那里盖的大楼。但是，阿根廷的中央和地方政府治理都非常不好，资源配置效率非常低，流入的大多数国际资本都被投入到裙带项目和对老百姓没有什么好处的无效项目上。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资金增加，不是改善了资源的配置效率，而是加剧了资源的这种无效配置。

中国是一个大政府社会，各级政府都相当强势，在提供公共产品的同时强力地介入到社会各个方面，经济领域也不例外。除了以政策法规的制定者、执行者的角色介入经济活动，政府往往还直接控制着主要的企业和资源。对地方政府而言，当地的上市公司、地方性金融机构、土地资源等成为其直接掌控的主要经营性资源。政府功能自身的“越位”为国企改制的前景蒙上厚厚的阴影。

近20多年，中国经济处于粗放的高速增长期，各级地方政府也自然处在经济总量增长竞赛的亢奋之中；尤其是所谓某地因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而出了多少位高官的“故事版本”，极大地刺激了各级地方政府的神经，使他们陷入莫明其妙的“GDP崇拜”、“500强招商崇拜”中，不能自拔。而摆在眼前的现实往往是，僵化的计划经济和低效的国有资产体制，使得地方国企背负沉重的政策性负担、冗员和陈年债务，改制迫在眉睫，需要支付的巨大成本没有着落，地方政府急欲在产权市场招标出售国有股权以换取改制所需资金。只要能够达成改制的目的，手段已然不重要。随着德隆和周正毅的垮台之后，徐工集团，更准确地讲是它的实际所有人地方政府对包括三一集团在内的国内民营企业的评价开始趋于负面，甚至充满了本能的敌意；对于急欲脱手徐工这个烫手山芋的地方政府而言，外资自然就成了惟一的救命稻草：既可完成国企改革的任务，又有招商引资的成绩。

中国有个成语叫“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形容当下中国的体制环境是再适合不过了。其中的道理，无论是参与国企改制的民资还是外资，他们显然都是深知的；通过编织了一套说辞，从GDP、税收、就业、海外上市等方面来打动各级地方政府。在这种情形下，患有“GDP崇拜招商综合症”的各级地方政府要想不被“经济全球化”的故事所俘获都难；但这种“GDP崇拜招商综合症”本身是不健康的，最后成为输家收场是可以想见的，而这显然又不是个人意志所能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