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料上看，今年夏粮欠收局面几成定局，而国际粮价仍然在上涨，这就决定了，我们无法通过外贸进口来平抑粮价，下半年粮价继续上涨的可能性非常大。粮食涨，必然催逼猪肉价格继续上扬。由于CPI这里头，食品部分占了一个重要的比例，显然，央行对此是非常关注。

　　在我看来，早前公布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或许更能反映中国经济运行的问题。五月份，中国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百分之二点八，与前四月持平；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百分之三点六。生活资料出厂价格同比上涨百分之二点四。其中，食品类价格上涨百分之六点三，衣着类和一般日用品类价格分别涨百分之一点三和一点二，而耐用消费品类价格下降百分之一点三。

　　客观上讲，抛开供给方面所造成的粮食上涨因素，中国目前的价格上升，反映的主要是由于工资、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的相对要素价格调整。这种轻微的通胀反映的主要是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后的成本推动型价格调整，而非全面的市场供不应求。

　　一个基本的事实，上游产业的价格上涨向下传递的通道依然不畅，下游产业利润空间只能受到挤压，从而导致投资消费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由于经济体内部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的矛盾，央行的货币政策并不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抑制投资、经济减速的工具。利率也好，准备金率也罢，都属于总量调控，由于无法区分有效投资与无效投资，央行事实上陷入一个进退失据的困境：如果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当投资尤其是有效率的配套公共投资受到限制后，消费及进口的增长速度就受影响，而出口并不会受宏观调控的影响。这样，进口也就赶不上出口，最后导致巨额的贸易顺差，随后必然是流动性泛滥和加剧本币升值的压力。

　　按我的理解，在今后乃至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央行的加息可能更多是为了被动地适应通胀预期，以至于实际利率不为负。

　　为了配合国内资源要素价格的市场化调整，应该鼓励央行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即减少对增加的外汇储备的冲销，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于产生稳定的结构性通货膨胀是必需的，而较低但稳定的通胀是促进人民币平稳升值而不产生通缩风险的必要条件。

　　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在市场经济体中，通胀与升值存在天然的替代关系：一旦资源要素价格上升，对外销售价格自然上升，从而抵消了汇率上升压力，也就是说，价格与汇率乃是两大互相制约的相反的点，而资源价格是根本，中国的资源要素价格的扭曲夸大了汇率升值的压力。

　　故此，稳定汇率，加快资源性产品和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力度，在商品成本逐步反映其实际成本之后，再加快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波动幅度。届时，由于产品实际成本的适度上升，人民币升值的实际空间有限。并且由于没有持续升值的政策性预期，进入国内的热钱总量会较小，相应的升值压力也小，升值幅度也会更加科学合理。

　　进一步讲，与其让本币升值提高我国商品的成本价格，不如让国内的要素所有者得到这块利润（因为资源要素价格上升的利润不是在外资手中，主要是中国企业受益），最终同样能够达到倒逼企业进行产业结构升级的效果，并且还有利于启动国内消费。

　　我以为，在一个以构建市场价格体系为核心目标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当下中国货币政策目标有必要在价格和汇率之间做出权衡――对于通胀目标的过分谨慎，并以此作为货币政策的决策依据，是值得商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