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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责任的中美争吵背后需要超理性

危机还在继续深化,混不下去的时候就开始指责别人、推卸责任是华盛顿历来的习惯。保尔森指责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高储蓄助长了美国的过度消费和资产价格泡沫的形成,中国的高顺差是本次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犹如穷人把钱借给富人去赌去挥霍,富人搞出乱子了,输光了挥霍光了,反过来责难穷人为什么要借我钱。从道义上讲是让世人难以接受的。这叫“猪八戒倒打一耙”。

对此,中国当然要进行有力的反击,美国的经济政策、金融监管和金融市场的多重失误,对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反击归反击,中国还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取决于国内储蓄和投资的相互关系。中国的高储蓄绝不是个简单而孤立的事件,对应的是美国等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低储蓄,对应的是全球经济的失衡,反转过来也可以讲,没有美国的超低储蓄,也成就不了中国的超高储蓄,一个硬币的两面,一根绳上的蚂蚱,谁也甩不掉谁。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2001年中国加入WTO绝对是对世界经济版图重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当一个价格扭曲的庞大经济体被抛向全球化的浪潮中,全球要素移动和中国的补贴,客观上降低了全球制造业的生产成本,于是供给被强力推了上去了,产品价格自然涨不起来。没有通胀的压力,美国人就可以放手减息、松货币、通过资产价格驱动去拯救那日渐衰竭的“新经济”发动机。当经济增长最本质的动力失去了之后,一旦借助房地产投资和信贷消费的泡沫化推动资产型经济模式不能维持,世界经济必然陷入到一次严重下滑中去。

最近十年全球经济驱动的模式就是如此,美国人只做消费,中国人做储蓄和投资,中国人把储蓄通过购买美国债券回流美国,让美国的房地产和股票水涨船高,极大的提高了美国家庭和社会的财富,这些财富再循环到消费市场,形成中国制造的订单又演变成中国的储蓄。所以你看到,美国财政赤字和他国际收支贸易的逆差是中国的财政收入和贸易顺差也正好是对着的,两个之间在全球中间形成了循环。美国财政赤字的逆差怎么弥补呢?发债。美国的逆差是中国人挣了他的钱,中国人再拿这个钱买他的国债。

剩余世界指责美国人滥发货币的同时,美国人反唇相讥,你们为什么心甘情愿地买我那么多债,都是游戏中人,分得清楚吗。大家都知道这是恐怖的平衡,但是就像吸毒一样,没出事的时候,都不愿意主动改。因为这个循环中,所有的人都能得到暂时利益的满足。

中国承接了世界的工厂获得了巨大的贸易,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到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以其低成本有力地拉低了世界物价水平,极大满足了美国消费者的福利,由于中国的储蓄不断变成美元和美国的短期国债,美国的利率长期被压制在低位,从而使得美国人一直都有钱购买中国制造的鞋、服装、平板电视和绘画,当然还有美国的房子。美国人然后用这些房子作抵押,通过借钱来进行更多的消费――收入没有增加却享受了更多财富。以石油输出国俄罗斯为代表的能源资源出口国,由于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强劲的产能扩张的推动,不仅出口大增,而且价格上升,分享了全球化的红利。这些都是大家不言而喻的事实,这个均衡是在二战以后从来没有出现的,这个均衡也表明了中国经济内外的非均衡是美国经济非均衡的结果,同时也是他的原因,两国经济的非均衡构成了国际资金循环的均衡,两国经济互为前提,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两个经济体现在这样的高度依赖性。所以为什么是只有中美之间才能形成真正的战略层次的对话,甚至有声音要求奥巴马要放弃G7的框架,应推动中美G2形成。

这样的搭配给了世界经济最美好的5年,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当美国最后一个餐馆服务生都能实现“居者有其屋”的梦想的时候,美国的房价也就涨到了头,美国的消费蛋糕也就无法再进一步做大了。房地产次级贷款水满则溢,暖流变成了一股寒流,瞬间就寒透了全球。

现在是美国人要开始存钱了(去年10月份以来,美国的居民储蓄率开始快速上升),不再借你的钱来消费了,不再买你那么多东西了,意味着中国企业过剩产能必须在国内消化,而中国的老百姓又买不起那么多东西。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中国遇到的难题绝不是开动政府投资机器就能挺过去的,实质上是一个分配的体制问题。

中国没有真正的社会保障体系,没有真正的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如果没有一张社会安全网络,即便政府如西方国家那样大肆派发消费券,你也很难看到中国人会不再约束自己大多数购买欲望。

比二次分配更关键的实际是初次分配,因为这决定于这个经济体既有的增长路径和模式。过去五年的中国产业的重化工化和资本密集化方向,必然使得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来越偏向于政府和资本,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越来越萎缩,政府和企业拿了越来越多的钱,只能做投资,形成产能,国内消费不了,就只能卖到国外去,形成顺差。所以你看到,高储蓄必然高投资,而高投资反转过来又进一步做高储蓄,周而复始,直至有一天外部需求真的跨了,这个循环就彻底完蛋了。

现在很多人说,中国的高储蓄是令人羡慕的,是抵御危机的最大资本。但是我们看问题不能孤立地看,中国高储蓄背后对应的是美国的低储蓄和资产泡沫,若全球不失衡到今天无以为继的地步,危机又如何能爆发呢?中国的高储蓄的确能扛一阵子,但危机不发生不是更好吗。

如果不加快改变旧有的经济增长模式,不进行政治经济的深入改革,中国未来恢复均衡的方式只可能是:通过企业大量倒闭、产能大量清洗,失业率和政府债务不断上升,来消灭高储蓄,恢复平衡,整个国家财富将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

在未来数年中,我们会看到这个中美经济体一定有一个再平衡过程,美国高达72%的消费率将会重新回归到1970200030年的均衡区间65%~67%。中国的工业增长也会从20%以上的高位回到10%~12%。坦率地讲,中国转向内需经济体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储蓄率快速回落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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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煜辉

刘煜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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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研究员,香港金融管理局客座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等多所大学教授,博导。 其他社会任职包括:华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农业银行风险管理顾问;南方基金宏观经济顾问;杭州银行等金融机构和湘电股份等国企独立董事等;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30人成员。 近年主要研究多集中在宏观经济和国际经济方向,在《比较》、《世界经济》等国家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权威传媒《财经》、《新世纪》周刊特约撰稿人,主持国家级、省部级课题数十项。具有重大影响力的青年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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