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缩政策的偏差加大经济“滞胀”的风险

尽管最近公布的1～2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下降至16.5％，在我看来，目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虽然严峻，远没有国际大行最近预测的那么悲观。

仔细分析，如果剔除受到政府价格管制影响的两个行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以及电力，它们的利润分别下降了232％和61％）后，其它工业企业利润，大致增速为37.5％(根据安信证券的测算)，较去年前11 个月提高近4 个百分点；表明尽管存在雪灾、价格管制等扰动，实际的工业生产状况还是非常良好的。这体现了劳动生产效率加速进步的影响还在持续，说明企业微观面景气还在。特别是机械设备、机电仪器等相对中高端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进步速度仍然在加速（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35.9%，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增长42.6%，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37.7%），吸收要素成本上涨的能力相当强。

如果美国次按危机的缓解，将会有更多寻求避险的资金从价格高悬的商品市场撤离，重新吸纳在信贷危机中被抛弃的资产，如美元、股票等等。这样过去为了对抗通胀而买进黄金、卖空美元的策略就会开始变化。随着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回落，对于那些吸收要素成本上涨的能力较弱的行业来说，未来利润改善无疑是值得期待的。在这一点上，大行的预测往往是短视的。

中国经济基本面事实上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但是政策面的不确定性却是存在的，特别是要避免由于对宏观经济形势的误判所导致的政策偏差所产生的经济“滞胀”的风险。

如果真正认清了中国这一轮通胀的主导性因素源自于成本推动，那么当下的中国是否真的需要在经济增长和通胀之间一定要做出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便成了一个“伪命题”。事实上，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用牺牲企业需求（特别是中小企业成长）为代价，用戳破资产泡沫消灭社会财富的超紧缩政策，强行把通胀压下来。很可能到头来，是信贷、投资、经济增速都掉下去了，但通胀依然高悬，对于中国经济来讲，这样的调控成本实在太过高昂。

尽管任何通胀都是货币现象。但对于成本推动型通胀，货币政策的作用却是非常有限的。因为成本推动型通胀主要涉及不同行业比价关系和利益关系的调整，超紧缩政策（包括加息与升值，升值的本质就是通缩）致使全社会的流动性减少，但是要素成本并不一定会降下来。于是，企业可能会面临两方面的压力：一是要素成本还是高企，二是出现资金短缺，导致企业效益下滑，本质是劳动生产率开始下滑。

只有当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战胜了外部成本价格的上升时，控制通胀才有可能。这时同等数量或者略微增多的货币反映出的是人民币价值含量的增加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就不是通货膨胀，而是价值重估，是经济增长的正常表现。反转过来，当紧缩政策损伤到企业劳动生产率时，那么成本上升的压力最终只可能演化成恶性的通货膨胀，最后以需求骤然下降、产能过剩而告终止。从整个宏观经济来看，很可能陷入“滞胀”的泥潭，即通货膨胀上升和经济增长减速并存的局面。

如果需求管理失效的话，就应该思考调控的方向。既然通胀短时间内下不去的话，就应该坦然地面对，从供给上多下功夫，加强社会保障等民生建设的投入，解除制约当今中国居民消费的各种瓶颈，是当务之急。这意味着中国要修建更多的配套公路、地铁、学校、住房，而所有这些无疑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这些配套基础设施投资大幅增长，不同于无效率的重复建设，反而可以缓解目前经济发展的“瓶颈”，改善投资和消费关系，促进中国家庭的消费，并扫除对未来不测的不安全感。居高不下的中国政府的储蓄率正好应该在这个时候发挥作用。

同时，通过财政补贴和减税手段，稳定通胀的预期，减轻百姓通胀的痛苦；通过财政补贴和减税，减轻企业面对的成本上升的压力，支持企业积极进行产业调整和升级，依靠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来提升劳动生产率。随着经济结构失衡的逐步改善，相信中国经济能够平稳地走出通货膨胀的泥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