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不能再靠货币政策干一些“裱糊匠”的活

当下的中国正在展开一场货币政策要不要松动的辩论。有人说，在从紧的货币政策下，那些没办法活下来的企业，那就是该死的，没有竞争力就应该被市场所淘汰。

在自由市场经济体中 大多数情况的确如此。

但是，请大家不要忘记，中国经济是一个比美国复杂得多的经济结构，有市场化的经济成份，但还有更多的成份事实上游离在市场之外，这就是我们常讲的体制内，通俗地讲就是政府活动的经济领域。

在这样的结构中，从紧货币政策下，死掉未必就是没有效率的，而活下来的未必就是有效率的。相反，恰恰是那些与政府有关系、在各种要素上（税收、土地、行政审批等等）获得各种好处的企业，最能扛住紧缩的压力，最终它们活下来了，而且活得越来越好，因为没有市场化的成份再与它们争资源了。

不要低估了我们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银行也不是傻子，股改后的它们也是经济人， 它们深知这样的经济体制下，放给谁贷款是最保险的。数据显示，今年1～5月，工行中小企业贷款增量下降了70% 。

一句话，现行体制下 从紧货币政策事实上的效果是，与政府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投资更容易或者更大比例的获得了信贷资源。这是一个更加严重的经济资源错配，意味着整个社会的财富分配更加向着政府（特别是垄断部门）倾斜。

而这恰恰是造成我们经济失衡的根本性因素。储蓄长期大于投资（投资消费关系失衡）的另一面，必然是外部需求来平衡形成巨额顺差（国际收支失衡）。

当一个国家的资源和收入主要由政府来花，最后花的对象当然是做新的投资，尤其是大的工业项目和基础设施。但今天工业产能已经上升到这个高度，再进一步由国家来掌握主要的消费决策和投资权利，只会进一步把中国的资源往工业上靠，越来越往资源消耗型的重化工上靠，而不是根本性的消费，中国经济增长就只能靠出口和投资来实现。

事实上，随着近年来经济的异常加速，今天的中国也在为经济的政府主导性（主导资源配置）付出越来越沉重的代价，大量资源消耗型产业向中国转移（由于要素价格管制和扭曲），使得短期内中国制造业急剧膨胀（全球的需求都需要由中国承载），形成“大进大出”的经济结构。

一方面，国内初级产品对外依存度急速上升，如此，中国经济必然与美元拴得越来越紧。只要美国人一松货币，中国就得承受原材料上升这种所谓输入型通胀的压力；而另一方面，中国又无法将通胀压力外移，即通过通胀输出来压缩美国松货币的空间，反过来也能减轻自己所承受的输入型通胀的压力。因为全球制成品的价值决定不在中国，尽管中国被冠以“世界工厂”或者“世界车间” 。但现代制造业价值链的两端都不在中国掌控，研发、原材料采购、品牌设计、销售渠道管理、售后服务、零售垄断巨头等等高附加值领域都在美欧手里。

所以只能用我们的低要素价格以及由此扭曲生成的庞大的政府财政“扛”着。

但是这种“扛”必然是有限度的，政府财政总有扛不住的时候，必然传给企业，要企业扛着，当企业通过生产率的提高也无法从内部消化成本上升压力的时候，就只能选择外移，让下下游企业和消费者承担，最后的结果只可能演化成全面通货膨胀，以需求骤然下降、产能过剩、经济陷入通缩的泥潭而告终止这个周期。

中国经济走到今天，已经不能再把货币政策这类短期政策推到第一线，干一些“裱糊匠”的活了。过多、过于频繁的货币政策操作不仅徒劳，而且滋生的副作用已经越来越大，严重损害到了整个经济体的效率，伤害到整个经济体“扛”住通胀的能力。

中国宏观调控的着力点再也不能偏移了，唯有改体制、调结构才有摆脱危机的希望。理顺价格成为结构性改革的重中之重。而其他的政策（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必须服从于、服务于这个目标，以保证这个目标的最终成功。

很多人简单的认为理顺价格就是涨价，那是短视的。而理顺价格的本质是让政府从能够施加影响的领域逐步退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如此才能从根本上纠正价格体系的系统性扭曲，切实建立起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以及污染损失成本内在的价格形成机制。

事实上，放开价格管制实质上是最有效的、最精确的需求管理，只有要素价格上涨，才会迫使那些严重消耗资源的企业关门停产或转型，迫使企业节能减耗，迫使企业节约要素的使用，迫使企业自主创新、通过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来消化成本上升的压力。一句话，才能真正把那些该死的、长期靠政府背景的、在各种要素上获得各种好处的企业从资源配置的市场中挤出去。

而把握着中国市场化经济成份命脉的中央银行应该如何做呢，恰恰相反，其定位就不是“一刀切”的总量紧缩，而是优化资源配置，是应该为当下严厉的信贷管制松绑，积极支持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成份的发展，特别是支持私人部门企业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产业转型，通过生产率的提高消化成本上升的压力，而不是外移导致通胀的扩散。同时，必须稳定汇率的预期，从源头上遏制热钱的流入，不能让境外资本进一步挤压国内企业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