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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分配 还是二次分配(不要转摘)

日前由国家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撰写的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的意见,已经提交到国务院审议。随着4月宏观数据陆续亮相,有关中国经济是否企稳的争论近期仍然激烈,但趋向一致的判读是,政府增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效应已显现。政府投资拉动短期看可以解决内需不足,但长期看出现更加严重结构性偏差。政府投资如果过多锁定在生产领域,会带来新的产能过剩,扩大了供给矛盾。同时,可能导致对社会资本的挤出效应 如何促进消费,成为下一步宏调的关键点。

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取决于国内投资和消费的相互关系。中国投资率自2001 年以来不断上升达到43%,不仅远高于中国自身过去多年的平均水平(38%),也远高于其他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峰值水平(日本在1970 年、韩国在1991 年的产能扩张顶峰时期,投资率也低于40%),

与此相反,从1997-2007年,中国消费率从59%下降至48.8%(与之对应的是中国的储蓄率上升至51.2%),贡献几乎全部来自于是居民消费率的下降,居民消费率从45.3%下降至36.7%。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居民消费率正常水平(70%左右),甚至发展中国家,像印度,比我们穷很多,但是他们的居民消费率都达到了55%。

高储蓄、低消费通常被归因为中国人好存钱,不敢消费。中国没有真正的社会保障体系,没有真正的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如果没有一张社会安全网络,即便政府如西方国家那样大肆派发消费券,你也很难看到中国人会不再约束自己大多数购买欲望。

实际上,是中国人根本没钱花,比二次分配更关键的是初次分配,而这取决于这个经济体既有的增长路径和模式。过去十年的中国产业的重化工化和资本密集化方向(中国目前工业化率达43%,远高于其他国家完成工业化时的水平,其中重化工业占整个工业比重不断上升至70%以上),必然使得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来越偏向于政府和资本,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越来越萎缩:劳动报酬占比持续下降,从1997-2007年,中国的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至39.74%;中国的资本收入占比持续上升,企业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从21.23%上升至31.29%;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从10.95%上升至20.57%,若加上预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和中央和地方国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润,政府的大预算收入几乎占到了国民收入的30%。

政府和企业拿了越来越多的钱,只能做投资,形成产能,国内形成的购买力又消费不了,就只能卖到国外去,形成顺差。中国经常账户顺差由2001 年的174 亿美元上升至08 年的4400 亿美元,占GDP 的比重也由1.3%上升至10%。政府主导型经济是投资的经济,而投资的经济最终只能走向出口的经济。所以你看到,高储蓄必然高投资,而高投资反转过来又进一步做高储蓄,周而复始,直至有一天外部需求真的跨了,这个循环就彻底完蛋了。

中国进行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调整是必要,加强社会保障,恶补民生欠账,政府高赤字福利化的政策是当下急迫要推进的方向。但任何二次分配的调整都存在诸多的效率漏损,钱给谁?政府如何甄别、如何分配?其中产生的腐败和监督的成本等等。更关键的是事后的修修补补不可能从根本上纠正初次分配的严重偏差。

中国要扩大居民消费,重在就业和收入,提高劳动所得占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重,为此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资源配置的方向,最好良方是资源向私人资本和中小企业倾斜(中国的中小企业创造了增加值50%以上吸收就业80%以上),并支持它们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转型,而不是重化工和国有垄断资本,现代制造业的价值链做延伸,向上做原材料采购,做研发设计,向下做物流、做销售网络,做品牌和商誉、做零售就能够创造出吸收大量就业的现代服务业。

从本质上讲,中小企业就是做就业的,做收入的。如此,微观上个体的效率决策, 却创造出一个宏观上更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分配结构。解决了劳动者收入问题,最终就形成了中产阶层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中产阶层是什么?那就是住房和汽车等耐用消费品市场,如果再加上社会保障和中国的城市化提速,中国制造的价值未来一定能迎来垄断世界经济发展的光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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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煜辉

刘煜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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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研究员,香港金融管理局客座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等多所大学教授,博导。 其他社会任职包括:华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农业银行风险管理顾问;南方基金宏观经济顾问;杭州银行等金融机构和湘电股份等国企独立董事等;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30人成员。 近年主要研究多集中在宏观经济和国际经济方向,在《比较》、《世界经济》等国家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权威传媒《财经》、《新世纪》周刊特约撰稿人,主持国家级、省部级课题数十项。具有重大影响力的青年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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