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曾把经济学作品划分为三类：一为希腊书简式（Greek-letter）；二为动态报道式（up-and-down）；三为飞机场读物式（airport）。

所谓希腊书简式是学院派的教授们用类似“八股文”的刻板模式和数学语言进行内部交流的一种成果形式；所谓动态报道式是专门对经济变动状况进行解释分析的一类文章或研究报告，当下投行的分析师们每天都在干着这个活；而飞机场读物式则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分析经济问题，可供那些在机场等候登机或乘机的旅客旅行时间聊以消遣。

在中国的经济学界，能够三种手法并用书写这三类经济学作品的人并不多。一般情况下，学院派的经济学者们多放不下自己的清高，矜持地固守着学术神殿的门槛，把玩着那些象牙塔中的学问，享受让世人不得亲近的成就感。于是便有了学界和世俗的天然鸿沟，后两类作品常常被看作是媒体财经记者或编辑们的普适性的大众读本。

在国外，成名的大经济学家们很多都是在为一些著名媒体撰写财经时评类文章中不断萃取着、丰富着日后伟大的思想火花。保罗·萨谬尔森是中国经济学界熟知的大师级人物，他一直无视同行们的窃窃私语，而坚持为一些大报用华丽的文字撰写财经时评类文章。他的学生保罗·克鲁格曼在这方面继承了他的衣钵，多年来在财经时评类文章和“飞机场读物式”方面卓有成就。

我自然是比不上这些圣贤先哲的，但我坚持用心记录下自己对于纷繁复杂的经济世界的所思所想。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打破世界经济史上最美好的黄金五年。

美联储紧急启动了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试图把危机压制在萌芽状态。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大幅降息、加速地美元贬值直接催生了商品市场的泡沫。国际油价、铁矿石、农产品等初级商品的价格暴涨，令美国以外的世界感受到巨大的通货膨胀的压力，特别是承载着全球制造业的中国等新兴市场，原料价格的暴涨也改变的实体经济的行为，中下游企业基于通胀的预期开始大量建存货，上游企业开始搞销售控制囤积存货，进一步加剧了经济日的通胀压力和存货投资过热。

美国人松货币，外部世界忙紧缩，维护着美元泡沫不至于刚性破灭，当下的世界分工只能如此。于是乎，中国的央行成了全世界最忙碌的“清道夫”，强紧缩压通胀，一年时间内，加息、价格管制、信贷控制、大幅升值，所有货币手段几乎用到极致。中国制造业的倒闭潮开始蔓延，特别是私人部门和中小企业，每次宏调牺牲的总是这个群体。这次也不例外。

“屋漏偏逢连夜雨”，2008年9月雷曼倒了，美欧金融机构开始了惨烈的“去杠杆”，对冲基金疯狂地从商品市场逃离，泡沫破灭了。商品价格的暴跌等于把刚刚建立了高存货的中国企业搁在了没有楼梯的阁楼上，于是接下来便是，慌不择路地“去存货”，上游原料需求急跌，工业雪崩，钢材、煤炭、铁矿石及电力从供不应求一夜之间变得无人问津。这个过程直到最近才算告一段落。

然而，去存货易，去过剩产能难呀。我们正在经历的此次衰退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周期性衰退好办，由于生产暂时大于消费需求，因而必须消化库存，在整个过程中，居民消费能力并不会因此大幅受损，而一旦库存消化完毕，经济就将再次进入一个上升期。而本次美国经济衰退的矛盾是在于过去信贷消费模式是否可以持续的问题，如果信贷量持续萎缩，则美国居民消费能力将受到持续的削弱，从而使得美国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模式受到本质上的冲击。

如果把最近十年全球经济高度抽象化，你会发现世界变成了一个所谓的“中美联合体”：美国人只做消费，中国人做储蓄和投资，中国人把储蓄通过购买美国债券回流美国，让美国的房地产和股票水涨船高，极大的提高了美国家庭和社会的财富，这些财富再循环到消费市场，形成中国制造的订单又演变成中国的储蓄。所以你看到，美国财政赤字和他国际收支贸易的逆差是中国的财政收入和贸易顺差也正好是对着的，两个之间在全球中间形成了循环。美国财政赤字的逆差怎么弥补呢？发债。美国的逆差是中国人挣了他的钱，中国人再拿这个钱买他的国债。现在是美国人不再借你那么多钱来消费了，不再买你那么多东西了，意味着中国企业过剩产能必须在国内消化，而中国的老百姓又买不起那么多东西。这是就今天的现实。

全球经济再平衡之旅已经开始了，美国消费者“去杠杆”已经使美国居民储蓄率在过去五个月中上升了近五个百分点，硬币的另一面是，外部世界承受了6000～7000亿美金的需求收缩。这个过程将不可逆转。不管中国人和美国人做出多大的努力来抗拒这种调整,都是枉然的。两个严重失衡的经济体这样搭在一起，已经跑了十多年，出了这么大的危机，还能跑多远？全球经济必须找到新的、可持续的增长模式：美国必须增加生产，中国必须扩大消费，除此之外，无路可走。

即使中国经济不平衡源自过度的投资和乏力的消费，刺激计划目标仍然是刺激投资，因为中国现有的利益体制推动着它只能这样选择。已经高达43％的投资率了（没有哪个经济体投资率历史上超过40％），还得硬着头皮往上推。

美国人也选择了“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不负责任地稀释债务，联储开始直接购买政府公债，以泡制泡的方式能否成功，未来美元的前景，恶性通胀的前景，会不会以更大萧条来结束这一切恢复均衡（这时候，美元可能以超强势回归，但世界可能已经是满目疮痍），的确令人深忧。

这注定是一个世界经济格局（甚至是政治格局）即将发生深刻变革的前夜。理论界何尝不是如此，我们看到，过去数十年中许多被奉为圭臬的经典在这次危机后几乎被颠覆，世界迫切需要新的理论和思想的诞生，带领全球尽快走出危机的泥潭。

作为一名经济学研究者，能够经历着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无疑是幸运的。危机虽然给了世界短暂的黑暗，但也给了经济学寻找到未来光明的机会。

应享通堂的盛邀，将我这两年经历这个时代的思考片段结札成集，不求有一个什么理论上的贡献，也无论是正确的还是缪误的，理性的还是草率的，只是将笔者用心思想的轨迹真实地记录下来，显现给各位读者，敬请方家指教。

刘煜辉

2009年4月1日星期三于北京黄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