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收入分配调整的核心在于初次分配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

长期以来，流行的看法是，中国为什么消费不振是因为二次分配中社会保障体系严重缺陷，因此社会没有建立一张安全的网，从而约束了家庭的消费欲望。

从这个角度开出的药方多集中在二次分配领域，如大规模投入资金完善城乡医保体系；降低各类收入群体的个人所得税，并简化税率档次；需要改善税收体系，增加对高收入群体课税；当然对于当下功效最为显著的可能是大幅度提高国有企业的分红比例，通过将垄断部门的企业储蓄直接转化为公共服务投入，实际上相当于间接增加了家庭部门的收入。根据测算，目前若提高国有企业分红比例至50％可以增加居民收入大约2550 亿元。

在我看来，如果我们改善收入分配的政策仍集中二次分配的改良，本质上只是在政府模式纠错中“打转转”，依然未能抓住或者是回避掉了中国经济“高储蓄、高投资、低消费”的本质。

中国国民收入分配难以调整的核心在于初次分配。消费决定于收入，而收入决定于就业，而就业决定于该经济体既有的增长路径和模式。只要经济增长依赖于投资驱动，政府的权力过大，企业的增长不跟就业挂钩，收入分配问题根本没法进行实质性调整。初次分配包括资本所得、政府所得和劳动所得等三个部分。在当前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过程中，较强的政府控制力需要政府税收比的高比重；而当前企业的高利润是源于很多企业的垄断利润，而目前市场结构面临难以调整的困境。若企业的增长不是以就业最大化为目标，则会出现就业的相对不足，工资收入的增长不足，劳动收入占比根本没法调高。

“想要中国老百姓消费太难，扩大投资是次优选择”，“不要妖魔化投资”，这只是官员的政策解读，并不代表经济学意义的逻辑。

“高投资必然高储蓄和低消费”。因为投资的经济决定着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必然偏向于政府和资本（要素）的实际掌控者，这是个经济规律。如果没有有效的二次分配调节的话，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越来越萎缩：劳动报酬占比持续下降，从1997～2007年，中国的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至39.74%；中国的资本收入占比持续上升，企业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从21.23%上升至31.29%；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从10.95％上升至20.57％，若加上预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和中央和地方国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润，政府的大预算收入几乎占到了国民收入的30％。

所以我们看到，在中国，政府和企业的高储蓄促成了高投资，而高投资反转过来又进一步做高政府和企业的储蓄，于是乎国内家庭形成的购买力越来越消费不掉投资形成的产能，就只能卖到国外去，变成顺差。投资的经济必然走向出口的经济。中国经常账户顺差由2001 年的174 亿美元上升至08 年的4400 亿美元，占GDP 的比重也由1.3%上升至10%。周而复始，直至有一天外部需求真的跨了，这个循环就应该彻底完蛋。

冀望进一步加大投资，以消化掉前一期已经不能为出口吸收掉的储蓄，强行要重续这个循环，那么由投资而来的下一期新增的储蓄怎么办？不是意味着我们未来需要更多的外需或者投资来吸收吗？中国人自己在给自己造了一条 高储蓄的“悬河”，这样走下去，中国的储蓄率还会越来越高，而消费率还会越来越小。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使中国实现消费转型的关键在于初次分配，而这决定于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中国产业呈现出超重化工化和资本密集化方向（中国目前工业化率达43%，远高于其他国家完成工业化时的水平，其中重化工业占整个工业比重不断上升至70%以上），必然使得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来越偏向于政府和资本，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越来越萎缩。扭转这一趋势的根本只能靠经济模式的彻底转型。未来如果通过结构性改革来调节资源配置方向，抑制重化工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粗放式增长；打破金融垄断，大幅降低私人部门和中小企业的税负，支持其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转型，现代制造业的价值链做延伸，向上做原材料采购，做研发设计，向下做物流、做销售网络，做品牌和商誉、做零售就能够创造出吸收大量就业的现代服务业。从本质上讲，中小企业就是做就业的，做收入的。如此，微观上个体的效率决策， 却可以创造出一个宏观上更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分配结构。大幅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最终就形成了中产阶层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中产阶层是什么？那就是住房和汽车等耐用消费品市场，如果再加上社会保障和中国的城市化提速，这个基于收入的良性循环才能持久。

我们相信政府的睿智，很欣喜的看到，在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把加大扶持中小企业和民营资本的力度，加快垄断部门改革列入了下一阶段经济结构调整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