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难求政策平衡

过去几个月中，在宽松经济政策的刺激下，各国经济或多或少地出现了好转的迹象。美、日、欧的经济开始企稳，其中，日本还出现了缓慢的回升。而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已经出现了较快的增长。但是与此同时，各国（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以及大宗商品市场也都经历了强劲的反弹，涨幅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期。为此，一些国家（如以色列、澳大利亚和挪威）选择了政策调整，试图通过加息来暂时平抑通胀压力。对此，其他国家是否会跟随，进而引起全世界的宽松政策退出，引发了市场的高度关注。

从表象上看，目前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确是面临了两难境地：继续扩张性政策，可能会进一步助长通胀预期，并引发一系列新的风险；如果贸然转向紧缩性政策，难免会伤及并不牢固的经济增长基础。下一步何去何从，如何在保持刺激经济政策与抑制资产价格泡沫间保持一个适度的平衡，成了一个让政策制定者头疼的问题。

坦率地讲，没有什么平衡可言。从历史经验看，成功的政策实践从来都是压一边，鲜有在两个矛盾的目标中求得一条羊肠小道而涉险过关的范例。

这是由生产过剩型危机的性质所决定。

随着繁荣期资产泡沫的破裂，需求方突然崩塌，在经济高度信用化和证券化的时代，货币、收入、流动性等经济流量部分的局部放缓和萎缩很快就会通过支付危机或者资产负债表的变化传染和扩散到整个经济肌体，经济大萧条就是这样造成的。

供求恢复均衡之路只有两条：要么是供给结构性重组：压缩产能；要么向流动性收缩的经济重新注水。前者是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在短期，这意味着经济更严重的紧缩，更多的失业和痛苦。但是阵痛过后可能迎来的却是长期的经济复苏和繁荣，理论上或意味着索洛生产函数的重构，一种新的经济模式的诞生。

而凯恩斯的那一套就是后者，通过从公共部门注入流动性，强行扩大信用和支付能力以匹配现存的产能。问题的关键在于货币刺激政策日后能否把整个经济的流量循环（投资－消费－收入）重新带起来？很遗憾，存世的任何经济学流派，没有一家认为货币刺激是长期有效，其中包括凯恩斯本人，他说：“长期看，一切都将死去”。

货币政策是总量政策，需求管理不是供给方的政策，对于结构性问题，对生产率和经济的竞争力等在中长期发挥作用的因素没有关照，所以货币刺激无法摆脱日后的资产泡沫和物价通胀等后遗症，因为很明显这是通过资产价格上涨来推动经济反弹，而不是经济增长推动的资产上涨，所以只可能是泡沫。政府和公共部门为此将背上了需要偿还的巨大财政赤字与债务负担。接下来是政府要加税，企业部门成本上升，就业和收入又如何产生呢，这就是为什么货币刺激难以带动经济流量的循环。

经济要走出危机，必须出现熊皮特式的“破坏性创造”，它来自于对既有资源配置结构的根本性调整，从而产生出新的经济模式和财富创造方式。

具体地讲，美国必须完成回归实体经济的“再工业化”，“再工业化”绝非回归传统制造业，而是基于实体创新的制药业、替代能源、使用新能源或者节约能源的绿色汽车业为核心的所谓低碳经济模式，美国是领导型经济，它必须恢复其“重构、创新和再投资”的活力，为全球经济的下一个长周期设计驱动机。

而中国要适时地抓住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的机遇，加快对国内政治经济体系进行锐意改革：加快居民、政府、企业以及居民与居民之间的财富分配上的调整，挖掘国内需求；减少垄断、放松行政管制；最大限度地释放改革的制度红利，降低其过剩储蓄 实现内需主导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