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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复苏之路(上)(不要转载)

 

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取决于国内投资和消费的相互关系。中国投资率自2001 年以来不断上升达到43%,不仅远高于中国自身过去多年的平均水平(38%),也远高于其他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峰值水平(日本在1970 年、韩国在1991 年的产能扩张顶峰时期,投资率也低于40%)。

与此相反,从19972007年,中国消费率从59%下降至48.8%(与之对应的是中国的储蓄率上升至51.2%),贡献几乎全部来自于是居民消费率的下降,居民消费率从45.3%下降至36.7%。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居民消费率正常水平(70%左右),甚至发展中国家,像印度,比我们穷很多,但是他们的居民消费率都达到了55%。

高储蓄、低消费通常被归因为中国没有真正的社会保障体系,没有真正的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如果没有一张社会安全网络,即便政府如西方国家那样大肆派发消费券,你也很难看到中国人会不再约束自己大多数购买欲望。

但从更根本上讲,是中国人根本没钱花,比二次分配更关键的实际是初次分配,因为这取决于这个经济体既有的增长路径和模式。过去十年间,随着经济的政府主导性越来越强,中国产业呈现出超重化工化和资本密集化方向(中国目前工业化率达43%,远高于其他国家完成工业化时的水平,其中重化工业占整个工业比重不断上升至70%以上),必然使得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来越偏向于政府和资本,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越来越萎缩:劳动报酬占比持续下降,从1997-2007年,中国的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至39.74%;中国的资本收入占比持续上升,企业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从21.23%上升至31.29%;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从10.95%上升至20.57%,若加上预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和中央和地方国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润,政府的大预算收入几乎占到了国民收入的30%。

政府和企业拿了越来越多的钱,只能做投资,形成产能,国内形成的购买力又消费不了,就只能卖到国外去,形成顺差。中国经常账户顺差由2001 年的174 亿美元上升至08 年的4400 亿美元,占GDP 的比重也由1.3%上升至10%政府主导型经济是投资的经济,而投资的经济最终只能走向出口的经济。所以你看到,高储蓄必然高投资,而高投资反转过来又进一步做高储蓄,周而复始,直至有一天外部需求真的跨了,这个循环就彻底完蛋了。

坦率地讲,如果中国不能从根本上跳出这个循环的话,未来恢复均衡的唯一方式只能是:通过企业大量倒闭、产能大量清洗,失业率和政府债务不断上升,来消灭高储蓄,恢复平衡,整个国家财富将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

 

即使中国经济不平衡源自过度的投资和乏力的消费,刺激计划目标仍然是刺激投资,因为中国现有的体制推动着它只能这样选择。已经高达43%的投资率了,还得硬着头皮往上推。

经济刺激计划当然能奏效,可以预期的是,经济二、三季度肯定会被拉起来,但来自政府的投资需求只可以暂时平衡供需关系。居民是最终消费者,当他们的收入在经济中的份额不断下降,需求和供给最终将无法平衡。政府投资能不能转化为居民的储蓄和消费,能否带动私人部门的投资,成为政府刺激计划成败的关键。

现在的思路基本上一如既往,概括为一个字那就是“拖”,通过财政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提振经济,然后等待外需的回归。不过这一经典策略在此次危机中可能失效,美国人可能短时间内是回不到原来的生活了,中国人这一次得靠自己来解决问题。

不要再拿中国的政治稳定、金融稳定、财政殷实说事了,政府的财政在过去几个月的反击中消耗殆尽,再来一次输入性的高通胀,根本扛不住,这么多信贷砸向铁公机收入和需求起不来,银行这一回就得自己消化,上一回(9899年的投资扩张)政府花了国民收入的20%才把几大国有银行的烂账清理干净,这一次得靠他们自己了。企业倒闭潮,失业以及贫富悬殊的扩大将动摇这个国家政治稳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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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煜辉

刘煜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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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研究员,香港金融管理局客座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等多所大学教授,博导。 其他社会任职包括:华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农业银行风险管理顾问;南方基金宏观经济顾问;杭州银行等金融机构和湘电股份等国企独立董事等;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30人成员。 近年主要研究多集中在宏观经济和国际经济方向,在《比较》、《世界经济》等国家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权威传媒《财经》、《新世纪》周刊特约撰稿人,主持国家级、省部级课题数十项。具有重大影响力的青年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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