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中国经济转型（浙商演讲部分整理）

消费相对于生产的增长才是有意义的比较

坦率地说，宏观经济分析若和利益搅在一起，那么颠倒黑白的事就经常发生。有时候说多了，反而被社会所接受成了真理。

我非常不屑最近从投行的宏观分析师传出的一些搅局的言论， 一切都是为了炒作。最有代表性的如中国人没有消费吗？令人惊喜的中国消费者等等之类。

老实讲，孤立地谈消费，要么是无知，要么是搅局，混淆视听。中国这么大的人口基数，是美国的4倍，日本的7倍，德国的10倍。消费总量的比较有意义吗？

的确，论总量来讲，中国的消费总量当下全球排第四，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论现阶段增长速度，很可能中国在两年后超过德国，成为老三，五年后超过日本，成为老二。

但是，请想想人口的基数，4个中国人的收入支撑一个中国人的消费，才抵得上一个美国人消费的20%；你还有比较的幸福感吗？ 而现实情况很可能是数十个中国人收入支撑一个中国人的消费，所以在北京王府井和上海南京路高档消费区、甚至在法国巴黎，中国人都表现出令世界感到夸张的购买力，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大国的同时，中国的家庭消费率却降到了35%。

宏观分析是要讲结构--生产和消费结构，脱离生产增长讲消费的增长，再快也没有意义，相对生产来说，中国消费增长是滞缓。中国家庭消费的增长长期显著落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更显著落后于投资的增长。

家庭消费增长的速度取决于家庭收入和财富增长速度，而不是国民经济的总体增长速度。如果家庭收入增长慢于国民收入增长，且消费信贷不发达，消费速度增长会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及储蓄率。消费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之间的差距由此产生。

所以，进入本世纪的十年，中国的家庭消费率大幅下降了10个百分点，其原因在于收入分配，家庭所得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萎缩，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越来越萎缩：劳动报酬占比持续下降，从1997～2007年，中国的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至39.74%；中国的资本收入占比持续上升，企业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从21.23%上升至31.29%；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从10.95％上升至20.57％，若加上预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和中央和地方国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润，政府的大预算收入几乎占到了国民收入的30％。

储蓄是收入消费后的剩余，低消费率对应的是高储蓄率。中国的剩余流向了何方呢？谁又在做储蓄呢？本世纪以来，1999年～2007年，中国的总储蓄率劲升了14.4个百分点，大致是这样分配的：家庭贡献了2.7个百分点（家庭储蓄率从1999年的20.2%上升至2007年的22.9%），政府贡献了5.4个百分点（政府储蓄率从1999年的2.7%上升至2007年的8.1%），企业贡献了6.3个百分点（企业府储蓄率从1999年的13.7%上升至2007年的20%）。政府和企业部门的储蓄率一直再增加，家庭储蓄率基本稳定，但家庭储蓄在总储蓄中所占份额却在下降。

财富的分配流向拜赐于体制上的三大剩余榨取。

一是金融上的“劫贫济富”。 金融结构的扭曲意味着雇佣了超过80％中国劳动力的中小企业却无法享受到金融服务，意味着用低存款利率向穷人（家庭）吸收存款，再用低贷款利率贷给大型企业和国有部门，相当于穷人在补贴富人，收入分配就会进一步恶化。

二是资源暴利 。中国虽然资源匮乏，但资源税却几乎为零。那些被批准使用资源的人几乎都是在免费使用，从而获取暴利。有可能得到政府的许可证来开采资源牌照的，只有垄断部门和政府关系密切的企业。

三是垄断暴利。经济学意义上讲，垄断利润的来源在于将产品的价格定在均衡价格之上，这样部分消费者剩余就转化为了垄断生产商的利润；中国的垄断部门比这个更厉害，他们不仅能将产品的价格定在均衡价格之上，而且还可以讲要素和资源的价格定在均衡价格之下，于是消费者剩余被拿走了，甚至全民的福利也被拿走了。

垄断行业拥有超额利润的同时，却基本不分红，国资委从2007年才开始要求部分国有企业象征性地按照税后利润的10％ 或5％ 分红，而美国政府部门的工业企业的分红水平在50％以上。即便分红的钱也直接进了国资委的金库中，而非财政收入（至少名义上是全民的财富），也就是说还不可能通过转移支付变为家庭收入的增长，而只能是国资委攻城略地的再投资。

高储蓄和高投资

收入和财富从家庭流向政府和垄断部门的体制下，中国经济的模式就只能定格于“高储蓄和高投资”。

“高储蓄必然高投资” ，高储蓄，意味着资金的价格相对低廉，刺激投资，但我们更应该看到这个表象的背后。一个政府和国企部门几乎垄断性地掌握了经济增长所需的几乎全部要素和资源的国家，只要他们愿意，在理论上都可以通过将要素及资源价格降至最低来支持投资的扩张。从这意义上讲，关键还是要看高储蓄在谁手中掌控，政府和其相关的企业部门剩余了越来越多钱，只能做投资，形成产能，别无选择。同时他们垄断了资源配置中枢（金融），因此可以最大限度地压制家庭部门的储蓄所得，获取最大的投资收益。

而“高投资必然高储蓄”，投资的经济决定着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必然偏向于政府和资本（要素）的实际掌控者，这是个经济规律。于是乎国内家庭形成的购买力越来越消费不掉投资形成的产能，就只能卖到国外去，变成顺差。政府经济必然是投资的经济，而投资的经济必然走向出口的经济。直至有一天外部需求真的跨了，这个循环就应该彻底完蛋。  

不触动分配领域的核心改革 可能什么也变不了

面对百年一遇的全球危机，中国政府用惯常工具予以回应——即在已经破纪录的高投资率上再加一剂巨额投资以期抵消掉外需的崩塌。甚至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化工，从而使中国成为主要经济体中财政和信贷扩张的冠军。

这些财政和信贷支持对提升净消费的作用却微乎其微。工厂继续开工固然有助总体消费，因为就业率得到了暂时的保证，然而更多地投资生产部门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这些投资的唯一经济目的在于增加未来产能，

而用加速的基础设施投资来保持高就业的方式不仅是不可持续的，而且也没有解决中期消费过低的问题，仅仅是把难题的最终到来推迟了数年。如果用贷款修建的基础设施由于利用率严重不足而收不回投资，就会导致银行系统发生坏账。

中国家庭也很可能会再次被迫通过缓慢的工资增长和低储蓄利率的形式为这些投资买单。产能的继续增长只会使中国面对全球及美国消费收缩时更加难以适从。

中国政府渴望带动国内消费，但如果家庭被迫支付银行资本结构调整的代价，无利可图的投资潮继续买单，家庭消费不可能增加。历史先例表明，一个长期依赖出口的国家要转到消费型经济需要多年调整。最终，唯一有效的增加对国内消费依赖的途径是扭转收入分配，让转移到国家和企业部门的收入回归到家庭。

中国政府显然认识到了经济内部的生产过剩矛盾正在趋于尖锐，也很明白目前用加大投资的办法保增长，会与未来产能的更加过剩产生矛盾，所以政府已经把抑制生产过剩危机的爆发作为宏观调控的中心任务。的确政府是在做“调结构”的事 但我从现行的政策没有看到太多可能改变既有利益结构的方向 。

一方面压抑过剩产能，一方面抬升消费，希望能由此改变总供求的失衡的态势，但是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 社会化大生产的四个环节，问题出在分配，我们却单独在生产和消费两个环节做文章，不触动收入分配领域的核心改革，可能什么都不会变化。

绕开分配的改革压产能，将会产生新的过剩产能，其逻辑是压产能－失业增加－收入下降－消费下降；甚至可能由于中国的产业资本在国内没有出路，只能被赶进虚拟导致资产泡沫化，或者大量外流 。不可能解决生产过剩问题 。

同样，绕开分配的改革刺激消费，短期增加的消费只能是将未来的消费前移，刺激政策导致的消费高峰之后，必然连接着未来阶段的一个消费低谷 。不可能提升消费率。

经济转型的拦路虎：垄断和高房价

中国经济转型已经进入了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阶段。

中国经济若想再平衡，没有捷径可走，只能让收入重新尽快从企业和国有部门手中回到家庭，使中国的消费增长不低于经济增长速度。但是，这些政策可能蕴含有巨大的政治成本。需要考验我们决策者的勇气。

中国的国有部门和大企业完全依赖于由国民间接提供的各种补贴。假如国有企业要支付合理的借贷利率，其利润将完全消失。有学者初步测算，中国垄断行业和国有企业每年占有1.4万亿租金。政府从经济领域大幅地退出将可能极大地减弱决策者对于国家经济制高点的掌控，这种改革性质不光是经济改革，更是政治改革。

纵观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大的社会利益格局调整，总是在经历剧烈社会和经济阵痛才发生的。中国若连短期的经济正常减速都不愿意承受，又如何能完成结构转型吗？

中国的经济转型千头万绪，但是捋清楚了，其实异常地清晰。

从宏观方向上讲，就是让收入和财富重新从国有和企业部门手中回到家庭。

从中观战略上讲，就是做城市化，只有城市化才能释放巨大的需求潜能。

2007年底中国城市人口5.9亿，按官方统计年鉴的数据，城市化率达到45%， 根据中国社科院学者的研究，中国的有效城市化率可能只有28%~35％，因为在现有城市人口中，有近2亿农民工只是城市的“候鸟”。这与那些迈入人均国民收入3000美金门槛的国家其当时的平均城市化率55%的水平，相距甚远。

可以简单测算一下，如果未来十年，如果中国的城市化率能够上升到65%，即便不考虑个人消费水平的增长，光城市化就能使中国的私人消费从10万亿（人民币）增长至20万亿，2008年中国的出口9万亿（人民币），也就是说，无论未来的全球经济再平衡多么残酷，中国的消费增长的潜能也足以能够抵消掉，并支持中国长期高速增长轨道。

大胆想象一下中国城市化所能释放需求潜能吧，5亿现在年收入只有700美金的人一下子提升到5000美金城市人的生活水平。中国的国民收入将提升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中国实现经济消费需求转型的战略逻辑就在于此。

从微观的改革操作层面讲，必须扫除阻碍战略顺利实施的体制障碍。虽然摆在我们面前的事情很多，但是攻坚点只有两个：一是垄断，一是高房价。

有学者讲当下中国经济中只有“一个半”产业是市场经济，另外“一个半”则是政府垄断经济。第二产业和半个第三产业是对私人部门开放的。即便在半个第三产业里也是非主体行业，比如商品批发与零售、公路及内河航运、餐饮、旅游服务以及建筑等。而“一产”受制于土地制度的制度安排，开放权限有限；而“三产”的主体行业，诸如金融、主体运输（从公路网到铁路运输，从航空到远洋运输等）、电信、电力等等，受到“垄断”力量的控制，私人资本无法涉足或集聚。 实际情况可能还远不于此，当下国有部门依托要素资源的优势、资本的优势大肆进入第二产业中攻城略地。

从微观机制上讲，国有部门经济是典型代理人经济，代理人经济的利益激励是倾向于使产业流程内部化，这样越大的规模、越大的营业收入，越符合代理人的利益最大化；而私人部门经济倾向于使社会化大生产的流程解构、外包来提升效率，如此使得基于制造业的现代服务业如现代金融、物流、信息和法律服务等等业态迅速衍生和发展，从而创造出就业需求的指数级增长，城市化依托此方能大幅地推进。

当下的垄断利益扩张的态势从根本上摧毁了城市化的根基。

另一个拦路虎就是高房价，形成了对中国城市化的巨大约束。作为城市化的“古典模式”，先是大大小小的老板“进城”，在大小城市安家落户。跟在他们后面的，则是成千上万的打工者，他们也渴望在城市安居乐业。而中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严重脱了节，成千上万的乡村老板的确率先进城了，并在城市购房买地落户生根了，但跟在他们后面的“打工者”无力购房，只能“望房兴叹”，要么依然奔波于城乡之间而“离乡不离土”，要么以“农民工”身份屈居城市“边缘人”之列。“古典城市化”路径到此打住了。

说中国未来的城市化的提升空间是中国房价长期向上的最大基本面，这么高的房价，农民工又如何真正进得了城呢，成为一个巨大的逻辑悖论。

坦率地讲，政府一念之间即可戳破当下的楼市泡沫。尽管楼市泡沫破裂会造成巨大的短期动荡，但从大格局上看，如果用楼价50%的下跌换取一个城市化率30个百分点的提升，是非常值得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