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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好不要再次阻止经济的正常减速

3季度开始中央政府明显开始严格了财政支出,原本安排的两年内中央投资1.18 万亿的计划有大部分余钱没有下发(今年还余下2000 亿,明年还余下5885 亿)。

拜赐于2季度开始的房地产强劲复苏,随后整个3季度房地产新开工面积和投资出现了强力增长,使得政府刺激终于得以喘息,全年赤字率有望保持在3%红线以下,而经济反弹超预期的强劲。

坦率地讲,我其实并不当心这种强劲增长的可持续性,因为我知道结果是确定的:不可持续。当下的房地产只是临时客串的角色,房价旱地拔葱式地涨起来后,现在的确到了一个“刚性需求买不起,而投资需求怕加息”的阶段,由于未来相当长时间段内资金面保持整体宽松,房价虽还难趋势性转跌,但开放商投资活动可能会越来越谨慎(土地变成楼盘速度的控制关乎开发商的生死),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会越来越弱。而外需等着美欧补库存周期结束,私人消费的跟进靠囊中羞涩西方消费者显得有些差强人意,美欧明年下半年经济环比二次回软是基本确定的。

故此,中国经济自然减速下来很正常。

我所十分担心的是,当这种增长露出疲态时,新的一轮银行贷款支持的、投资引领的刺激政策又重新出炉,从现在的情况看,政府似乎在为未来经济可能的减速,预留再度刺激的空间。中国政府似乎不能容忍经济的再度走弱,理由是失业和社会稳定面临风险。

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取决于国内投资和消费的相互关系。中国投资率自2001 年以来不断上升达到43%,不仅远高于中国自身过去多年的平均水平(38%),也远高于主要经济体工业化进程的峰值水平(日本在1970 年、韩国在1991 年的产能扩张顶峰时期,投资率也低于40%)。与此相反,从1997~2007年,中国消费率从59%下降至48.8%(与之对应的是中国的储蓄率上升至51.2%),贡献几乎全部来自于是居民消费率的下降,居民消费率从45.3%下降至36.7%。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居民消费率正常水平(70%左右),甚至发展中国家,像印度,尽管近几年投资上升很快,但是他们的居民消费率还高达55%。

由于2009年初的经济刺激措施,固定资产投资在今年前三季度的GDP增长中贡献率达95%,即7.7%的经济增长中7.3%是由固定资产投资带来的。作为比较,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在今年上半年已经达到88%,比此前十年平均为43%的数据整整翻了一番。今年以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加速上升意味着,投资占GDP的份额目前已经接近50%的关口。大摩的罗奇先生据此推测国内私人消费占GDP的比重在今年三季度降到了35%这个最低限以下。投资和消费占GDP比重出现严重的反向发展趋势说明了一切:出口和出口引致的投资现在已占整个GDP的近80%。

谁都知道,来自政府的投资需求只可以暂时平衡供需关系,但长期来看这必然增加供应能力。居民是最终消费者,当他们的收入在经济中的份额不断下降,需求和供给最终将无法平衡。我们本来就已经是产能过剩,但这岂不是会在将来造成更严重的产能过剩?但是,去年四季度面对出口的崩跌,经济增长速度骤降,农民工失业急剧增加的状况,政府难道有更好的选择吗?

我们很难猜想,严重的宏观失衡什么时候会出问题,这样的非均衡趋势往往比我们预期的坚持更长时间。2004年就有经济学家预测全球失衡已经不可持续,会出大的问题,直到2007年危机才开始出现。但我们确信,宏观失衡的恶化后,再平衡的历程将变得极为难以管理,而且极其的痛苦。

中国要保持稳定和就业的压力,所以必须保持相对高的增长速度(8%以上)。这一提法现在看来并不确当,它缺省了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在既有的政府主导的依赖投资和出口的增长路径和模式下。

这一模式被证明是并不符合中国既有禀赋的比较优势,未能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因为不吸收就业,是宏观失衡的根源。中国产业呈现出超重化工化和资本密集化方向(中国目前工业化率达43%,远高于其他国家完成工业化时的水平,其中重化工业占整个工业比重不断上升至70%以上),必然使得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来越偏向于政府和资本,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越来越萎缩。政府和与政府关系紧密的企业拿了越来越多的钱,只能做投资,形成产能,国内形成的购买力又消费不了,就只能卖到国外去,形成顺差。政府主导型经济是投资的经济,而投资的经济最终只能走向出口的经济。所以你看到,高储蓄必然高投资,而高投资反转过来又进一步做高储蓄,周而复始,直至有一天外部需求真的跨了,这个以高投入换就业的游戏就彻底完了。

经济模式的转变,意味着经济增长就要自然减速下来,中国不能超脱正常的经济规律。未来如果通过结构性改革来调节资源配置方向,抑制重化工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粗放式增长;大幅降低私人部门和中小企业的税负,支持其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转型,现代制造业的价值链做延伸,向上做原材料采购,做研发设计,向下做物流、做销售网络,做品牌和商誉、做零售就能够创造出吸收大量就业的现代服务业。从本质上讲,中小企业就是做就业的,做收入的。如此,微观上个体的效率决策, 却创造出一个宏观上更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分配结构。解决了劳动者收入问题,最终就形成了中产阶层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中产阶层是什么?那就是住房和汽车等耐用消费品市场,如果再加上社会保障和中国的城市化提速,这个基于收入的循环才能持久。未来的中国经济的成功:一定是4~5%的增长,却实现了经济增长的最高目标:充分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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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煜辉

刘煜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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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研究员,香港金融管理局客座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等多所大学教授,博导。 其他社会任职包括:华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农业银行风险管理顾问;南方基金宏观经济顾问;杭州银行等金融机构和湘电股份等国企独立董事等;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30人成员。 近年主要研究多集中在宏观经济和国际经济方向,在《比较》、《世界经济》等国家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权威传媒《财经》、《新世纪》周刊特约撰稿人,主持国家级、省部级课题数十项。具有重大影响力的青年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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