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量调控不可能替代价格调控

中国经济棘手问题的前提很简单，就是愿不愿意减速。

时下传出的明年15%-16%的货币量（M2）的速度，对应的可能是一个较保守的经济增速8%政策符号。根据经验，实际操作意义其实不大。

可以简单匡算一下，从现在态势看，2011年GDP增长达到9.5%~10%的水平是大概率的，所以名义GDP增速将在15%以上，我估计在此之上再加2~3个点的金融深化的货币需要，最后执行下来，2011年M2增速可能和2010年差不多，还要维持在18%左右。

明年信贷计划会比较紧，这也很好理解，中国经过两年的信贷高速扩张，未来必然进入一个清理扩张后遗留风险的时期，包括房地产、政府平台贷款和过剩产能等等。信贷增速会从2009年的33%的高峰逐级压缩至20%以下，甚至15%都是有可能的。中国银监会从资本充足率、动态拨备率、杠杆率和流动性比率四大监管指标织成了一张监管的高压网，剑指国内商业银行粗放式管理模式存在的诸多风险隐患，毋庸置疑，未来一段时间，一定是谁扩张，谁难受。

多数预测2011年的信贷指标与2010年最初核定的7.5万亿相当。但如果明年中国经济不会发生有效减速（经济增速掉到9%以下）的话，总的信用供给规模不会减少。因为信用规模和经济总量增速有稳定的数据关系，信贷不能满足的部分，必须有其他信用供给方式来满足，债券市场是一个考虑，明年短融、中票、私募企业债，甚至地方政府项目债放行都可能有一个大的增长。未来中国债市的空间很大。

如果是这样，中央银行的上调准备金，除了让银行感受痛苦以外，其产生的宏观效果将相当有限。不仅如此，中国银监会的“宏观审慎”的重拳也可能只是打在了棉花包上。因为银行体系外的信用扩张弥补了体系内的收缩。

数量调控不可能替代价格调控的功效。或许中央银行完全明白其中的逻辑，但却完全不能决定利率政策。目前看来，它只能决定在准备金和央票之间做些对冲成本的选择。仅此而已。

中央的经济工作会议关于2011年中国经济政策的基调“积极稳健审慎灵活”，基本可以解读为宏观决策层不会轻易采取全局性紧缩的调控来应对当前日益严重的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希望需求管理和供给疗法搭配（“稳健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通过发展和改革来解决各种棘手问题，如结构失衡、泡沫和通胀。

中国的宏观管理者一方面着手开始修正过往极宽的货币条件，回归稳健，但另一方面还是要防止因经济减速而出现泡沫的刚性破裂；选择的是“做实泡沫”的思路，希望实现通胀和泡沫的软着陆。

所谓“稳健”的货币条件要能满足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需要，从另一个角度讲，也要能维持当下人民币资产的估值水平。 因为一旦资产出现下行，意味着经济明显减速的开始。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这次会议传递出的信息是，中国的决策者可能希望在不逆转货币条件的情况下，加快供给层面的改革（官方的说法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为此，积极财政政策成为重要的给力点。对于在民生方向扩张供给，减税和减费以及提高最低生活补贴方面的力度都会加大。

可以说，中国选择的方向并没有错。

但是我所担忧的是，多目标之间的冲突往往会损害理想宏观目标的实现。

通胀和泡沫条件下，结构性改革是否能够有效地进行，通胀和泡沫都是逆国民收入分配的效果，如果不首先把它压下去，反过来会损害结构性改革的效果（企业家精神和创业的冲动如何出现？），甚至不得不停滞改革的进程。

中国的过往的经验是，通胀加大时往往选择的是行政限价，而当再遇上资产下行和经济减速，需求管理又会戛然而止，如2010年第三季度向极宽的货币条件回归。

在世界大国经济史上，目前还难以找到平衡政策完成重大利益结构调整的先例。上世纪80年代初保罗沃尔克是通过大幅加息把通胀和泡沫打下去后，制造了一个小型衰退，然后才有里根的结构性供给疗法的功效的。

今天中国选择的可能是前人没有走过的羊肠小道。

最近重读熊彼特的名著《经济发展理论》，深有感触。

经济运行有其自身的规律。根据经典的周期理论，“繁荣—衰退—萧条—复苏”是必经的四个过程，经济要走出危机，必须出现熊皮特式的“破坏性创造”，它来自于对既有资源配置结构的根本性调整，从而产生出新的经济模式和财富创造方式。

萧条和阵痛其实是经济进行自我疗伤的一个必然过程，萧条和阵痛后，未来的繁荣才会更健康。

当凯恩斯经济学派将“熨平经济波动”上升至政府理所应当的职责之时，其实经济的自然规律也被改变，于是萧条不常出现，取而代之的却是衰退结束得更快，但复苏却不得不延后。

这或是笃信市场经济研究者的困惑，一个世界性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