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收入分配改革要攻坚 不要绕行

酝酿6年之后，国家发改委牵头制定的《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以下简称“意见”）引起人民强烈的期待。尽管近些年国家在农村最低医保和城市最低工资标准下足了气力，但是中国的收入分配改革不能只给庞大的低收入阶层吊上一个“氧气瓶”，以使他们可以支付基本开支。而不触及问题的核心。

中国的问题在于中产阶级备受煎熬，得不到伸展，长此以往，甚至萎缩而危及一个现代社会稳定的基础。

向上，他们面临着无形的行政垄断的玻璃天花板的挤压。

金融、主体运输（从公路网到铁路运输，从航空到远洋运输等）、电信、电力、传媒等等，受到“垄断”力量的控制，私人资本无法涉足或集聚。实际情况可能还远不于此，当下国有部门依托着“反危机”政策所凝聚的“要素资源和资本的空前优势”，大肆进入第二产业中攻城略地。最后大量被挤入资产投机，沦为垄断资本的炮灰。

向下没有一个激励创新创业的制度体系。

从微观机制上讲，国有部门经济是典型代理人经济，代理人经济的利益激励是倾向于使产业流程内部化，这样越大的规模、越大的营业收入，越符合代理人的利益最大化；而私人部门经济倾向于使社会化大生产的流程解构、外包来提升效率，如此使得基于制造业的现代服务业如现代金融、物流、信息和法律服务等等业态迅速衍生和发展，从而创造出就业需求的指数级增长，并不断地吸收着怀抱创业冲动年轻人加入中产阶级的大军。

你再看看，问问身边的年轻的朋友、学生，现在是全民思“炒”。对于前途的失望，使得累积财富的第一念头想到的就是“炒”，而不是创业。因为货币贬值速度远超创业的财富增速，所以失望了。

今天好多年轻人都是这样想的。现在利润来得最快全是交易性机会，我相信，像马云那样的公司，未来几年都很难再现了。

当下中国的体制多是反家庭的、反中产阶级的，导致财富的分配不断地从家庭流向政府、银行和国有垄断部门，形成经济对于出口的过度依赖和消费的萎缩。

我曾经讲过，体制上存在的三大剩余扭曲。

一是金融上的“劫贫济富”。金融结构的扭曲意味着雇佣了超过80％中国劳动力的中小企业却无法享受到金融服务，意味着用低存款利率向穷人（家庭）吸收存款，再用低贷款利率贷给大型企业和国有部门，相当于穷人在补贴富人，收入分配就会进一步恶化。

二是资源暴利 。中国虽然资源匮乏，但资源税却几乎为零。那些被批准使用资源的人几乎都是在免费使用，从而获取暴利。有可能得到政府的许可证来开采资源牌照的，只有垄断部门和政府关系密切的企业。

三是垄断暴利。经济学意义上讲，垄断利润的来源在于将产品的价格定在均衡价格之上，这样部分消费者剩余就转化为了垄断生产商的利润；中国的垄断部门比这个更厉害，他们不仅能将产品的价格定在均衡价格之上，而且还可以讲要素和资源的价格定在均衡价格之下，于是消费者剩余被拿走了，甚至全民的福利也被拿走了。

垄断行业拥有超额利润的同时，却基本不分红，国资委从2007年才开始要求部分国有企业象征性地按照税后利润的10％ 或5％ 分红，而美国政府部门的工业企业的分红水平在50％以上。即便分红的钱也直接进了国资委的金库中，而非财政收入（至少名义上是全民的财富），也就是说还不可能通过转移支付变为家庭收入的增长，而只能是国资委攻城略地的再注资。

过去十年来，尽管中央政府一直努力提高居民消费。然而，中国消费在总体GDP的比例年复一年地下降，因为新兴的城市家庭、中产阶级受到体制的挤压，负担沉重，财富不断从家庭流失。

我们收入分配改革的重心不在于给庞大的低收入阶层吊上一个“氧气瓶”，而在于破除体制的障碍，给他们一种激励，为他们创立一个体制，给他们一个通过自身努力能够不断进入中产阶级的机会。

形成了中产阶层的橄榄型社会结意味着什么？那就是住房和汽车等耐用消费品市场，如果再加上社会保障和中国的城市化提速，它将引导中国进入排浪式的、靠内需增长的长周期。

这是中国未来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