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破泡沫和经济减速恐怕是中国必须付出代价

2011年中国经济政策定位于“积极稳健审慎灵活”，这是关于处理“保增长、调结构、控通胀”三个宏观目标的关系的政策原则，基本可以解读为宏观决策层不太会采取全局性紧缩的调控来应对当前日益严重的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希望需求管理和供给疗法搭配（“稳健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通过发展和改革来解决各种棘手问题，如结构失衡、泡沫和通胀。

一方面着手开始修正过往极宽的货币条件，回归稳健，但另一方面还是要防止出现泡沫的刚性破裂；选择的是“做实泡沫”的思路，希望实现通胀和泡沫的软着陆。

由于中国通胀的逻辑是货币-资产-物价，所以当下的物价上涨一定是一个货币量累积的过程，过去8年中，中国的货币量涨了4倍，高速工业化驱动着名义经济总量只涨了2倍，高估的土地和房地产像海绵一样吸食着溢出的货币量。

故此人民币资产是枢纽，一旦资产下行发生，通胀和人民币升值压力都将退却，经济将显著减速。这取决于决策者容忍度。

如果不能容忍，则2003年以来的货币口径的“宽严”尺度是不会逆转的，简单说，未来的货币条件需要能维系当前中国的金融深化水平（人民币资产的估值水平）。希望避免资产下行所带来的一系列微观和宏观风险。

不能容忍的理由与其说是因为失业等社会矛盾，不如讲是因为中国资产部门（银行、地方政府和国有经济部门）的态度。

中国经济的速度从来靠的是投资和重化工，而那一块与就业关联不大。速度下来了，流动性潮水退去，中国的商品价格将大幅下跌，反而增加当下制造业部门竞争力。它们是活得更好，而不是更坏，有更多的机会雇佣更多的人，而不是被成本逼着用机器替代人工或转移工厂。

中国经济的制造部分抗击打的弹性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是强大的，受损的其实是资产部门。而这些部门本就该为中国经济转型支付成本。

我不知道，中国明年的需求管理若再遇上资产下行和经济减速，是否又会戛然而止，如今年第三季度回归极宽的货币条件。

最近重读熊彼特的名著《经济发展理论》，深有感触。

 经济运行有其自身的规律。根据经典的周期理论，“繁荣—衰退—萧条—复苏”是必经的四个过程，经济要走出危机，必须出现熊皮特式的“破坏性创造”，它来自于对既有资源配置结构的根本性调整，从而产生出新的经济模式和财富创造方式。

萧条和阵痛其实是经济进行自我疗伤的一个必然过程，有了萧条和阵痛，未来的繁荣才会更健康。

当经济学派将“熨平经济波动”上升至政府理所应当的职责之时，其实经济的自然规律也被改变，于是萧条不常出现，取而代之的却是衰退结束得更快，但复苏却不得不延后。

我不能确定当下的全球经济是否可以不经过萧条和阵痛就可以直接由衰退转向复苏。

今天中国的决策层显然希望加快供给层面的改革（官方的说法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为此，积极财政政策成为重要的给力点。通过在民生方向扩张供给，如大力推进公屋建设计划，大力推进医疗、教育、养老等民生建设，来消除家庭的不安全感，提升他们的实际支付能力和收入，实质性扩大消费的能力；通过减税和减费（特别是减少企业上交的社保费用），推动私人部门和民营经济发展，扩大就业；通过对中低收入者发放生活补贴，来增强其忍耐通胀的能力。

中国选择的方向没有错。

但我所担心的是，多目标之间的冲突往往会损害理想宏观目标的实现。

通胀和泡沫条件下，结构性改革是否能有效进行，通胀和泡沫都是逆国民收入分配的效果，如果不首先把它压下去，反过来会损害结构性改革的效果（企业家精神和创业的冲动从何而出？），甚至不得不停滞改革的进程。

世界大国经济史上，也难以找到平衡政策完成重大利益结构调整的先例。

上世纪80年代初保罗沃尔克是通过大幅加息把通胀和泡沫打下去后，制造了一个小型衰退，然后才有里根的结构性供给疗法的功效的。

所以收紧货币还得摆在首要位置，恐怕刺破泡沫和经济减速是必须付出的短期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