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深邃的思想者

 这是我执笔的《银行家》 2011年度金融人物-即将离任的中国央行行长

     2011年对于中央银行又是尴尬的一年。如同2008年一样。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饱受通货膨胀的困扰。

但显然，中国的中央银行不能独立做出利息率调整的决定。过去 三年的信贷和投资的扩张，使得地方政府的债务杠杆上升到一个不可持续的高度。它们集中偿债高峰的到来，又面对高通胀，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被挤到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一而再再而三地将存款准备金率上调至21.5%--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高度。

一年前，周小川行长抛出了“池子关热钱”的讲法引发诸多猜想。我重新找出了当时的原文“短期投机资金进来了，我希望把它放在一个池子里，而不是放到整个中国的经济中去。等它需撤退时，将其从池子里放出，让它走。这样能在宏观上减少资本流动对中国经济造成冲击。”

周行长心中的这个“池子”是什么呢？

今年大家终于明白周行长心中的池子就是准备金。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奈何？

中国一方面继续采取大规模政府投资的扩张计划，如建数万公里的高铁，数千万套经济适用房，再来一个4万亿水利的投资，再加上地方政府十二五规划中十几万亿的发展新兴战略产业如火如荼的热情，另一方面又要控制银行贷款和通货膨胀，这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苦煞了周行长在任的八年。

其苦或是市场所不能明白的。这八年央行既背负货币超发的诟病，又承担紧缩所带来经济下行的罪责。

可2003年以后，中国的货币扩张机制已经发生明显变化，内生性变得极强。某种意义上讲，中央银行实际上已经控制不了货币供给了，中国央行每年制定的货币供应量和新增信贷的目标就几乎没有实现过。

这一点可以从数据实证得到验证。

2003年之后中国实际投资增速（剔除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与M2-E（广义货币减去高能货币部分）的增速表现出高度的同步性。而基础货币（高能货币）却没有。

中国的地方政府和国有部门控制着土地、矿产，并控制着税收、收费、准入等对经济和金融活动有着绝对影响力的多种要素。掌握着这样一些被银行视为最值得信赖的抵押物，事实上也就掌握了货币的创造权。中国货币供给都是商业银行表内和表外信用活动急遽膨胀的结果。

周行长何尝不明白其中中国经济的逻辑。

所以他不断地在尝试，在思考，如何使得他治下的央行能尽可能多的发挥作用。

2004年，他提出“金融生态”的概念。把一个疑问抛出，到底是谁在累积中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很多人当时并不明白其中的深意。他很明白，以央行职能去对抗一个各级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体制，无异于螳臂挡车。

但他没有放弃，总是在不断抛出他的思考。

当今天银行被庞大的政府性债务所梗塞之时，人们终于可以领会周行长六年前所抛出“金融生态”概念时，其内心所蕴含的深深的忧虑。

这一年多来，周小川行长在多个场合不断在释放信息，要为地方公共投资的融资机制“开前门而关后门”，具体讲，就是要彻底改变当前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为主体、以土地储备作为抵押支持、以银行信贷作为主要资金来源的地方政府融资模式，构建以市政债券市场为基础的多元化的地方政府公共资本融资模式。作为中国宏观金融的管理者急切地希望为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找一个对冲的安排，不能全压在国有银行的身上，这样最终会在软预算约束的框架下全部转化为中央银行承担最后贷款人的角色。

我们深切理解周行长的苦心，或许在他这个层面也只能做到如此（甚至还未必能实现）。我们仍钦佩他的改革勇气。

近年来中国债券市场的突破性进展，得益于周小川治下的银行间市场所制造了“鲇鱼效应”，短融、中票等等层出不穷的市场创新将沉寂多年的一潭死水激活。

八年过去了，或许明年的某个时点他即将离任。他把无奈、勇气和更多的思考留给了未来的中国经济。

周小川是中国经济界一位杰出的思想者，他深邃的目光永远投向中国经济的逻辑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