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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上涨的本质是泡沫经济吞噬中国的劳动力红利

最近一段时间,南方出现一系列的要求增加工资收入的罢工潮。预示着在当前的工资水平和社会福利制度条件下,剩余劳动力优势有可能已经消耗殆尽。几年前的农村调查就发现,大量劳动力转移导致一些劳动力流出地区只剩下未成年人和老年人,农民工的数量增长已经不可能保持原来的速度。这预示中国经济已经接近了“刘易斯拐点”,劳动报酬有可能会加速上升。据蔡昉教授不久前提供的数据,中国农民工的工资在过去10年的最初几年增长了2%5%,在2004-07年期间增长大约7%,而去年猛增了16%。来自温州的消息也显示,今年当地多数工厂的工资已经上涨了20%

2004年开始,中国出现了比较全面性的民工荒,并一直持续到金融危机以后。除短期周期性因素把它放大之外,它背后一个长期变化趋势显示——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劳动力供求关系。过去我们一直所做的判断——劳动力供大于求的长期趋势,现在可能已经不准确了。

唯有涨工资 否则不足以再从农业,从内地吸引足够的劳工,离开农业,从内地背井离乡远赴沿海经济区打工。

当然人口结构的变化或起了一定的作用。中国的新一代(80后)不太愿意吃苦。他们是中国经济腾飞中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不必担心挨饿受冻。他们渴望真正融入城市的生活,而不只是城市边缘的候鸟 他们渴望更多闲暇,更有尊严的工作环境。

但这些或不足以导致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的刘易斯拐点提前的到来。按照原来的测算,中国的劳动者红利至少应该可以延续到2015年,还有四五年的时间,为什么好像到今天就撑不住了?

根源上讲,是中国长期靠货币超发驱动的泡沫经济的恶果开始凸现,其大幅吞噬了中国的劳动力红利的寿命。

道理很简单。

超发的货币大量向资本品走,土地和地产近年来急剧涨起来了,城镇的生活成本、商务成本就上去了,劳动者的实际生活支付能力是在下降的,已经达到了一个不可能承受的地步,当然要被迫倒逼着的推动工资涨。这种东西是相对的,务工成本涨意味着务农的机会成本涨,于是牵引着农产品必然趋势性地涨。

反转过来工业的利润变得越来越薄,更多资金从实体出走,推动着资本品价格更快速度的涨,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

坦率地讲,所谓刘易斯拐点,事实上取决于企业部门所承受的劳动力成本的边界。

随着各地政府纷纷大幅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很多人冀望能够打通这样一种逻辑:工资上涨,劳动者就可以有更多的钱拿来消费,这样可以刺激需求,企业利润就会改善,企业可以提高定价空间,如此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但是这往往是一厢情愿。因为工资的成本,在企业面临的总成本上升中只是一块,还包括输入型的成本上升,在全球流动性的汪洋大海中,对中国企业构成很强的外部输入型的成本上涨。可以想象身处油价80美金和铜价6000美金的中国制造何等艰难。

在国民分配的大格局中,整个劳动力报酬取决于就业与工资,一旦工资增长的速度超过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通常就会使企业利润减少,企业或资本支出意愿减少(如订单转移、工人失业),或通过资本支出提高资本密集程度以替代劳工(近年来珠三角很多企业主机器设备购进大幅提高,反映了这种趋势),无论哪样都将导致就业需求降低,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最终不能提高,对于消费就起不到正向作用。

资产泡沫倒逼涨工资的结果,或是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出现停滞甚至下降,这就是所谓经济“滞”的根源。另一方面,因为害怕泡沫破裂的冲击而货币迟迟不敢实质性地收紧,致使成本不断抬升。这两种搭配当然是最不好的经济结果,即形成所谓的“滞胀”——不是讲经济停滞,或者负增长,而是过往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渐次枯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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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煜辉

刘煜辉

1460篇文章 9年前更新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研究员,香港金融管理局客座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等多所大学教授,博导。 其他社会任职包括:华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农业银行风险管理顾问;南方基金宏观经济顾问;杭州银行等金融机构和湘电股份等国企独立董事等;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30人成员。 近年主要研究多集中在宏观经济和国际经济方向,在《比较》、《世界经济》等国家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权威传媒《财经》、《新世纪》周刊特约撰稿人,主持国家级、省部级课题数十项。具有重大影响力的青年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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