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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收入分配改革要攻坚 不要绕行

酝酿6年之后,国家发改委牵头制定的《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以下简称意见)引起人民强烈的期待。尽管近些年国家在农村最低医保和城市最低工资标准下足了气力,但是中国的收入分配改革不能只给庞大的低收入阶层吊上一个“氧气瓶”,以使他们可以支付基本开支。而不触及问题的核心。

中国的问题在于中产阶级备受煎熬,得不到伸展,长此以往,甚至萎缩而危及一个现代社会稳定的基础。

向上,他们面临着无形的行政垄断的玻璃天花板的挤压。

金融、主体运输(从公路网到铁路运输,从航空到远洋运输等)、电信、电力、传媒等等,受到垄断力量的控制,私人资本无法涉足或集聚。实际情况可能还远不于此,当下国有部门依托着“反危机”政策所凝聚的“要素资源和资本的空前优势”,大肆进入第二产业中攻城略地。最后大量被挤入资产投机,沦为垄断资本的炮灰。

向下没有一个激励创新创业的制度体系。

从微观机制上讲,国有部门经济是典型代理人经济,代理人经济的利益激励是倾向于使产业流程内部化,这样越大的规模、越大的营业收入,越符合代理人的利益最大化;而私人部门经济倾向于使社会化大生产的流程解构、外包来提升效率,如此使得基于制造业的现代服务业如现代金融、物流、信息和法律服务等等业态迅速衍生和发展,从而创造出就业需求的指数级增长,并不断地吸收着怀抱创业冲动年轻人加入中产阶级的大军。

你再看看,问问身边的年轻的朋友、学生,现在是全民思“炒”。对于前途的失望,使得累积财富的第一念头想到的就是“炒”,而不是创业。因为货币贬值速度远超创业的财富增速,所以失望了。

今天好多年轻人都是这样想的。现在利润来得最快全是交易性机会,我相信,像马云那样的公司,未来几年都很难再现了。

当下中国的体制多是反家庭的、反中产阶级的,导致财富的分配不断地从家庭流向政府、银行和国有垄断部门,形成经济对于出口的过度依赖和消费的萎缩。

我曾经讲过,体制上存在的三大剩余扭曲。

一是金融上的劫贫济富。金融结构的扭曲意味着雇佣了超过80%中国劳动力的中小企业却无法享受到金融服务,意味着用低存款利率向穷人(家庭)吸收存款,再用低贷款利率贷给大型企业和国有部门,相当于穷人在补贴富人,收入分配就会进一步恶化。

二是资源暴利 。中国虽然资源匮乏,但资源税却几乎为零。那些被批准使用资源的人几乎都是在免费使用,从而获取暴利。有可能得到政府的许可证来开采资源牌照的,只有垄断部门和政府关系密切的企业。

三是垄断暴利。经济学意义上讲,垄断利润的来源在于将产品的价格定在均衡价格之上,这样部分消费者剩余就转化为了垄断生产商的利润;中国的垄断部门比这个更厉害,他们不仅能将产品的价格定在均衡价格之上,而且还可以讲要素和资源的价格定在均衡价格之下,于是消费者剩余被拿走了,甚至全民的福利也被拿走了。

垄断行业拥有超额利润的同时,却基本不分红,国资委从2007年才开始要求部分国有企业象征性地按照税后利润的10 5 分红,而美国政府部门的工业企业的分红水平在50%以上。即便分红的钱也直接进了国资委的金库中,而非财政收入(至少名义上是全民的财富),也就是说还不可能通过转移支付变为家庭收入的增长,而只能是国资委攻城略地的再注资。

过去十年来,尽管中央政府一直努力提高居民消费。然而,中国消费在总体GDP的比例年复一年地下降,因为新兴的城市家庭、中产阶级受到体制的挤压,负担沉重,财富不断从家庭流失。

我们收入分配改革的重心不在于给庞大的低收入阶层吊上一个“氧气瓶”,而在于破除体制的障碍,给他们一种激励,为他们创立一个体制,给他们一个通过自身努力能够不断进入中产阶级的机会。

形成了中产阶层的橄榄型社会结意味着什么?那就是住房和汽车等耐用消费品市场,如果再加上社会保障和中国的城市化提速,它将引导中国进入排浪式的、靠内需增长的长周期。

这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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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煜辉

刘煜辉

1460篇文章 9年前更新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研究员,香港金融管理局客座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等多所大学教授,博导。 其他社会任职包括:华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农业银行风险管理顾问;南方基金宏观经济顾问;杭州银行等金融机构和湘电股份等国企独立董事等;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30人成员。 近年主要研究多集中在宏观经济和国际经济方向,在《比较》、《世界经济》等国家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权威传媒《财经》、《新世纪》周刊特约撰稿人,主持国家级、省部级课题数十项。具有重大影响力的青年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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