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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楼市泡沫的根本不在于增加供地,而在于收紧财政

中国楼价下行开始加速。近期,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等城市相继出现退房潮。不少楼盘更是打着团购、特价房等旗号变相降价,降幅有的甚至超过30%

下行的动力跟2008年一样,来自开发商去存货。Wind数据统计显示,按照申万一级行业分类的A144家上市房企,截至今年三季报数据,存货总量已经达到了1.22万亿,较去年同期的0.86万亿大幅上涨41.86%2008 年房地产行业去库存过程是在连续5 个季度内完成,但在本轮调控下,房地产行业去库存过程一直比较缓慢,即使已经持续了8 个季度,直到最近才有加快去库存的速度的迹象。

个中缘由是,大量资金从商业银行“脱媒”,通过各式各样的金融创新工具从表外和灰色金融渠道为楼市供血。开放商之所以能接受30%以上的借贷利息,在于手上有大量的资产储备(土地),他们坚信地方政府日子比之更难过,一旦货币再次松动,这些资产会以20%-30%幅度升值,从而消化掉利息成本的上涨。

但如果此次中央政府容忍经济减速的决心比想象中要坚决,随着时间的推移,失望的情绪会主导地产市场,中央政府推出了号称有史以来最严厉的调控政策,是以限购和限贷为核心的。限购和限贷压缩了地产商的资金流入,地产商将不得不降价销售。

不过这种压房企去存货的套路,决定了房价的降幅以企业回笼资金的状况而定,而不具备持续的动量。因为中国的金融杠杆是建立在开发商和地方政府上,而不在中国的家庭。所以中国楼价降价的压力主要集中在新盘,是新盘引导二手房,期间新盘和二手房价格倒挂现象非常普遍。

在西方国家,由于杠杆建立在家庭,一旦家庭投资者入不敷出,投资者就会立即被迫出卖资产。换句话说,如果投资者有其他资金来填补现金流缺口的话,他并不需要立即出卖资产,尤其是当他对未来资产价格上升还存在幻想的时候。而中国的家庭目前没有明显改善财务表的动能,家庭的低杠杆使得中国楼价的调整不太可能类似西方国家的持续而快速。

根本上解决中国房价过高的问题,必须理清中国高房价形成的逻辑机制。

许小年教授最近表示,房地产调控政策持续时间,取决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结果。为此,政府应认真的考虑取消18亿亩耕地红线,进行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土地供给的一级市场,让市场来调节土地的供应。在楼价、地价高的时候让更多的土地进入市场,来平抑楼价和地价。

由于中央政府管制土地供给,所以供不应求,所以楼价才会越调越涨,这个说法的确在中国流行。

但我以为此言偏离了正确的逻辑。错误在于不通中国货币供给机制--财政决定货币。

正因为扩张的财政支出,政府才产生很大的融资需求。这时一个机制被发现:住房货币化,于是土地资本化以后,政府成了唯一的地主。

经济于是被牵引到房地产支柱上,根本的动因还是财政,房地产繁荣某种程度上成了地方政府的融资机制。因为所谓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这个钱最终还是来自于银行(开发商拍地的贷款)。所以2003年以后,中国的货币扩张机制发生明显变化,内生性变得极强。某种意义上讲,中央银行实际上已经控制不了货币供给了,中国央行每年制定的货币供应量和新增信贷的目标就几乎没有实现过。

这一点可以从数据实证得到验证。

2003年之后中国实际投资增速(剔除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与M2-E(广义货币减去高能货币部分)的增速表现出高度的同步性。而基础货币(高能货币)却没有。

再总结一下逻辑。房地产是地方政府的融资机制,调控住宅供地量抬价格或保价格的情况是有的,但整体上供地却是大幅增长的(每年住宅供地量只占全部供地量的30%)。地方政府很聪明,知道用楼价来撬动整体地价估值水平,然后招商引资撬动银根(不能机械地理解“零地价”,那个只不过是政府对于投资方的价值让渡来引致投资,因为对于银行来讲,地价还是那个地价),支撑投资的扩张。这是逻辑主线。因为土地供给是中国投资形成的重要条件,类似于地方政府的资本金。

中央政府每年计划供地指标多在400万亩左右,而2006年以来每年实际获批的供地都在600700万亩,2009年甚至高达860万亩。这还不包括规模不菲的各地违规征地的量。

所以我一直讲,中国宏观政策的核心其实是财政,不是货币。货币实际是从属于财政的。因为中国货币创生的主体恰恰是政府经济活动的扩张。恰恰是因为每年中央政府无法控死土地供给,失控才导致信用泛滥,推升资产泡沫。

从这个意义上讲,解决中国楼市泡沫的根本之策在于财政改革和政府改革。目前之情势,一旦中央政府在与地方政府的博弈中落了下风,中国楼价的确还可能存在快速反弹的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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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煜辉

刘煜辉

1460篇文章 9年前更新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研究员,香港金融管理局客座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等多所大学教授,博导。 其他社会任职包括:华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农业银行风险管理顾问;南方基金宏观经济顾问;杭州银行等金融机构和湘电股份等国企独立董事等;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30人成员。 近年主要研究多集中在宏观经济和国际经济方向,在《比较》、《世界经济》等国家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权威传媒《财经》、《新世纪》周刊特约撰稿人,主持国家级、省部级课题数十项。具有重大影响力的青年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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